摘要：选题在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学术期刊在用稿组稿方面“求新”“求变”的本质功能以及更高要求的审稿标准出发，重新审思和深入探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乃“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基本职责和内在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史学界有必要注重选题内涵的高度清晰性、选题的宏观史导向以及选题的“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原则，由此明确和调适科学选题的一些基本准则，不断加强和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的科学化程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在很多方向和维度上取得了颇具时代性的成就与进步，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其中，选题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结构和学术气象，决定着不同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历史方位，可谓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很多前辈学者都高度强调选题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任何一本学术期刊都会将选题的创新性视为组稿、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在学术期刊编辑工作过程中，若干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具有明显的特质和秉性，审稿和编辑的难度较大，常常需要笔者去做一些学术史回顾、查找和比对史料等工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亲自做一些研究，撰写若干学术论文，由此对一些类型的选题产生更多实际感受。尽管这些感受、判断和认识主要是基于一种更高要求的学术愿景和审稿标准，以及学术期刊在用稿、组稿方面“求新”“求变”的本质功能，但一些选题的确在研究思维的完善性和写作逻辑的自洽性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仅从个人研究角度尝试总结在审稿和编辑工作过程中感受特别强烈的关于若干学术论文选题的一些认识和困惑，努力探究若干类型选题得以科学展开的各种可能性，借此促发党史学界对于学术论文选题的前置性争辩和开放性讨论，进而逐步明确科学选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提高选题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水平。
一
相较于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的篇幅相对有限，故而任何一个选题都需要在内涵的确定和逻辑的叙说等方面高度清晰，最好不要选择含义模糊或难以准确界定或存在人为争议的问题。但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几乎所有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收到的自然来稿，恰恰在这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和不足，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某些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内容和理论内涵非常繁杂，难以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得到严谨界定和科学厘清，即使勉强建构起一个叙述框架，也难免遗留很多无法有效覆盖的历史空间，容易引起读者的疑惑和不解。
比如，“社会变迁”就是一个“巨型概念”，很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涵盖所有相关历史内容。笔者就曾读到多篇研究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个地区“社会变迁”的论文，实际上就是叙述了某个地区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极大地模糊了“社会变迁”的概念意涵，且无论是写作结构还是历史内容均大同小异。进而观之，由中共党史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如何在革命时期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准确理解“社会（史）”概念的理论来源、思想内涵和学术指向，科学区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语境下的“社会史”与类似“明清社会史”“民国社会史”等概念和场域的异同之处，进而使“社会（史）”概念适应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语境，生产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学术论文，党史学界的相关探讨还远远不够。只有内涵明确、外延清晰且具有强烈批判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社会（史）”概念，才能发挥其重构历史和创新理论的作用。
再如，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共“动员”的历史研究来稿较多，如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则能发现“动员”同样是一个涵盖性很强的概念。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历史事件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动员，很多历史事件本身就隶属于更大范畴历史事件的动员环节。诸如政治思想宣传、参军扩军、军事训练、战争物资筹集、战勤战备、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农民（地方）武装组建、民众支前等构成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动员机制的普遍性要素。因此，如在单独的学术论文中全面论列或搭配组合这些“动员”要素，就极容易形成同质化的内容结构和写作气象，导致此类论文的学术边际效益趋于递减。正是由于“动员”在中共党史上的很多历史事件中具有相似性甚至雷同性，不少类似论文并未展现或无法彰显特定历史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从而削弱了类似选题和论文的学术合理性。
由上可见，中共党史中的一些概念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的类似概念及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理解中共党史及其历史研究的底层乃至核心逻辑，而单篇学术论文无法承载这种“巨型概念”或“超级概念”。穷源究委，中国共产党拥有现代政党的一般性特征，但也具有异于其他类型政党的独特维度，这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在政治和学理等多种层面上的特殊性。其中，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严格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统管一切领域工作的执政党，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概念和历史维度等由此带有极强的统摄性，外延和内涵的边界有时显得比较模糊，常常需要更高超的研究技巧和更大篇幅的写作方能有所涵盖。
正因如此，在选题方面，年轻研究者需要力避那种以概念嵌套历史、以理论图解历史的不良倾向。比如，中共党史及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概念，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讨论和清晰界定，利用起来需要格外谨慎。如果用“社会流动”的概念来框定和解读土地改革史、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整合”的概念来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改革运动等，不仅对理解历史的本质没有实质帮助，而且在基本的历史逻辑和知识重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内在缺失。
与此同时，一些年轻研究者则对一些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作出不恰当的概念赋予。譬如，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的争夺、教育和组织等工作概称为“救济”，甚至生造出类似“思想救济”“理论救济”“军事救济”等次级概念，从而极大地泛化“救济”的概念，对重述和理解历史本身未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将中国共产党干部群体特别是高级干部定义为“政治精英”、将一般党政干部群体特别是行政人员称为“技术官僚”、将改革开放后党政领导干部的代际转换称为“精英更替”等，实际上脱离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脉络和本质特征，完全不符合中共党史本身及其历史研究的基本语境；等等。显而易见，上述这种明显且严重的概念误置、误用、泛用等类型的选题及其写作，理应在党史研究中得到更多关切和反思，努力减少此类论文的“无效写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党史研究中不能运用新型概念或理论学说来分析、解释或重构历史，而是需要年轻研究者扎实深入地研读与特定概念或理论学说相关的经典著作和延伸著述，真正厘清特定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外延内涵，特别是注重分析特定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原初语境与衍化语境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特定概念或理论与中共党史本身及其历史研究所处多重语境之间的适配性。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适配性，是检验此类选题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反之，对概念和理论半生不熟、四囹吞枣，进而生搬硬套、强行阐释，必然导致此类选题走向不可规避的失败。即使研究者真正理解、消化了特定概念或理论，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也要尽量避免先界定概念或理论、后叙述历史内容的结构设置。这种写法极易带给读者一种以理论图解历史、理论与历史“两张皮”的不良感觉。
进一步来看，围绕特定概念或理论而展开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及其写作，大多带有“新瓶装旧酒”的特质，但困境在于很多“新瓶”既不“新”或不完全“新”，又带有一些明显的历史和理论漏洞，无法很好地覆盖或诠解具体的党史问题。因此，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理应充分意识到此类选题的难度，除非研究者在一个较长的学术史脉络中有能力刺破既往的认识框架，或特定概念或理论与党史问题具有高度的适配性，才可以研究和写作此类党史选题。
一段时间以来，“新瓶装旧酒”的党史研究论文在自然来稿中的占比很高，但通过率和刊用率都很低。如何做到真正的融旧铸新，进而提高这一类型论文的写作水准，需要引起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但无论如何，年轻研究者需要力避那种将现行概念盲目运用到历史问题上、将历史问题完全等同于现实政策的选题。此类选题在写作逻辑和史事呈现等很多方面显得似是而非。比如，将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善后某些革命根据地内个别工人罢工事件的行为称为“危机公关”，将“服务型党组织”的概念用于概括革命时期城市地区的某些产业支部，用当下的“司法工作”概念分析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活动，将“企业家精神”的说法用于分析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群体，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此类选题及其写作既不符合起码的学术研究规则和人类的基本思想逻辑，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就清醒地指出这一点，要求在历史学选题的过程中务必摒弃比附式的研究。正如翦伯赞所言：“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例如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都有无产者，但是不要忘记西思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言）。”近年来，也有历史学者直言不讳地对此类研究现象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研究面临着很多挑战，不少年轻研究者在还没有对那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抑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化”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前提下，就纷纷开始论证他们当年各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作出怎样的贡献。
的确如此，中共党史上的很多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界定和历史意涵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它们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且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这也正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方面。如果年轻研究者在学术起步阶段不注重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高度复杂性，既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错误定位，也会在具体研究、写作和寻求发表的过程中遭遇更多困难。其中，将一些历史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主标题和具体行文中加以并列论述的选题，在写作逻辑方面就存在很多不足。最直观的感受和印象是此类论文会形成两个叙述中心进而造成“双主题”，这与一篇学术论文只解决一个问题或主题的规范性要求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很多历史事件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类似论文的研究合理性就可能有所不足，多少表明研究者缺乏关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前置性或预设性考量，至少对“思想史”和“实践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运思。从严谨的学术思想史角度观之，不注重“思想”和“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度揭示，正是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流弊，其往往将思想（制度）表达与思想（制度）实践简单等同起来，这是新一代研究者需要规避的问题。当然，“思想”与“实践”不可能完全分离，但在一篇单独的学术论文中，至少还是应该有所侧重：可以侧重“思想”，兼顾与之密切相关的“实践”性内容；可以侧重“实践”，兼顾与其密切关联的“思想”性内容。
与“思想”（“思考”或“政策”）与“实践”并列论述的选题类型相似，还有研究者在论文中着重叙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若干行政管理原则的“确立及其实践”，不仅在具体行文中将“确立”和“实践”分列为平行或独立的两大叙述结构，造成事实上的“双主题”，而且给读者的感觉是先确立原则再开始实践，但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事实上很多情况是一些地方先实践，中央再据此确立原则。因此，在论文主标题以及具体行文中并列论述一些历史问题，在根本上存在偏离历史实际的情形。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将“历史进程”“历史图景”和“历史经验”“历史启示”“现实意涵”等并列在一起加以论述，除造成“双主题”的逻辑与写作困境外，还涉及很多需要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总而言之，从科学选题的角度讲，这些思考和原则绝非可有可无。
二
如果仅从21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选题结构来看，局部性、精细化的趋势和走向是非常明显的，各种形式和类型的个案研究层出不穷，有力地助推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特别是中共地域史研究贡献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几乎一半以上的学术增量，学术进步的脉络和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党史研究领域的个案研究范式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性，比如历史内容的同质化、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不足或不清晰、个案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模糊，以及由此决定的个案研究能否涵盖和诠解更大范围的“核心议题”，等等。尽管整个历史学界围绕“碎片化”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切实解决或缓解个案研究所面临的学术困局还有很长距离，导致个案研究的学术边际效应趋于递减。因此，正视个案研究的内在局限和不足之处，努力寻求提升个案研究之学术含金量的方法与途径，理应成为包括学术期刊编辑在内的整个党史学界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个案史研究的主体学术形态之一，中共地域史论文所表现出的“碎片化”并不是抽象、泛化的，常常有其特定而具体的内涵和表现。比如，相对于历史学论文所必需的多元化史料结构，单一的史料来源（哪怕是前人未曾搜集和利用的地方档案）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地方性事件同样潜具的那种高度丰富和异常复杂的历史内涵，基于单一史料来源的简单叙事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很多地方史料本来所具有的丰富历史信息以及重建历史叙事的巨大潜力，那种盲信文献信息和大篇幅直接征引地方史料的做法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通过具有独特性的地域史叙事而进一步发现或阐论一种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学术愿景，既缺乏新意又流于形式的所谓“结论”“结语”等思想观点就是“碎片化”的；等等。换言之，地域史研究并非天然就等同于“碎片化”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最需要探讨和实践的突破进路仍然是如何提高地域史研究的综合性程度和整体史水准，“综合性思维是必要的，而地方正是这种思维的宝贵孵化器。探寻一个地方的本质，必须仔细研究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在人文领域，地方同样是有效的综合性思维载体”。近十几年来，国内在史料搜集和资料整合等方面获得的时代性进步为此提供了较好的前置性条件。
考虑及此，中共地域史论文的整体史研究和综合性写作，就至少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和发展。一是“叙事导向”类型的写作。首先，研究者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在历史本体维度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地方性事件或者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或者在地方党史的发展脉络中足够重要，且在与其他地方同类型历史事件的比较和观照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次，研究者需要确保史料来源和类型的多元化以及解读和组接史料信息的丰富性，并在此基础上极尽充实、丰盈地展现历史图景和史事结构，将与特定地方性事件相关的几乎所有自然地理、政治政策、行政隶属关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因素有机融会在一起，同时充分观照地方性事件与宏观历史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进而构成兼顾“上中下”“左中右”的复杂历史叙事。直言之，就是既要“讲”“好故事”，又要“讲好”“故事”，这样的地域史论文才可以有效承载时代进步所造就的学术写作的无限潜力，会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历史学期刊的青睐，拥有很大的发表潜力。二是“问题导向”类型的写作。如果不考虑所选研究对象在历史本体层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那么就需要努力从地方性事件和地方性知识中提炼出一个新型历史学“问题”“主题”或“议题”，并以此为中心全面统合相关的史料和信息，重新讲述或建构一个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的历史叙事。与“叙事导向”类型有所不同，“问题导向”的综合性写作并不意味着面面俱到，而是需要紧密围绕着一个新型历史学“问题”“主题”或“议题”的论证或阐释而展开，与此无关的历史元素则可以少写或不写。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问题”“主题”或“议题”带有很强的概括性，本质上是理论问题（往往与政治学理论及其“核心议题”相关），故而如何注重历史叙事过程中的理论思辨性和论证逻辑性，实现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以及叙事和理论的双重创新，就成为“问题导向”类型研究和写作的关键所在，这对很多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巨大考验。
应当说，近些年来，无论是业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期刊收到的自然来稿，都能看到“叙事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地域史论文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亟待党史学界给予较为完整的学术史梳理和评析，进一步总结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研究和写作经验。但无论如何，“无综合则无个案”“无议题则无整合”理应成为中共地域史论文在选题和写作方面的一种探索与致思方向。
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领域的中共地域史研究类似，单一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在本质上也具有个案研究的性质。从这些年来笔者参与审稿和编辑的情况来看，很多相关论文无法科学地定位和解答为何必须选择此根据地而非彼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前置性问题，亦即无法很好地明确特定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殊性，从而模糊了论文写作的出发点和选题的合理性，给审稿工作以及后续的学术评论等留下很多困惑。因此，如何“发现”特定根据地本身的历史特殊性或在阐析特定历史问题时“赋予”特定根据地以一种历史独特性，无疑是提升单一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之科学性程度的要冲所在。这就既需要研究者熟悉几乎所有根据地历史的整体脉络特别是其中的重要历史问题，也需要研究者熟悉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主要进展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者有必要充分感知各个根据地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从而重视和展现各个根据地之间那种带有必然性的“联系”“交流”“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甚至进而探究革命进程中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南等各个“地理大区”范围内的大规模结构性整合，深度探察特定历史问题的更多因果联系，从而挖掘更多具有统摄性的中观、宏观历史选题。应当说，此类选题的论文数量不多，但这些年来也总是会间断出现。比如，李金铮《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刘岩岩《从“同频”到“共振”：抗战时期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多维经济互动》（《安徽史学》2023年第1期）等论文，就是相当不错的代表作。
与此相类，党史学界一直在努力推动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就应充分汲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历史脉络尚未厘清的情况下更应如此。除继续加强类似安徽小岗村之于农村改革史、苏南地区之于乡镇企业史、北京中关村之于科技发展史、上海浦东之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史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个案研究，以及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松绑放权”事件、深圳尝试发行特区货币等一系列“不可替代性”的历史问题之外，党史学界尤应注意选题的宏观史属性和价值，加强全国层面改革开放史问题的择定，积极尝试“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类型的写作思路。特别需要将现象级别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级别的议题，尽量规避研究伊始就陷入个案范畴和细枝末节的写作模式，至少在中观叙事层面（比如整个“长三角”或“珠三角”等核心“地理大区”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有所作为，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探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度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别是“不走回头路”的历史与哲学意蕴、改革开放本应坚持和发展的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以及科学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改革开放史的学术化进程。
此外，还有两类来稿数量较多的党史选题，也具有较为明确的个案研究性质，如何取得学理突破尚需党史学界的积极探讨。一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史研究。很多相关论文所涉大部分文本内容以及地方知识分子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等论述，同质化的现象近年来开始凸显，特别是将多篇类似论文放在一起加以比照时的感受就会更加强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大部分来稿的情况观之，可能与研究者无法更好地分类和整理传播史文本的内容体系，以及更为准确地建构文本内容之间的理论逻辑有关。这常常又与很多研究者缺乏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特别是不熟悉马列主义原典文献等因素之间存在隐秘的因果关系。因此，如何发现马列主义在中国各地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及其本质，或能否以一种新型理论“问题”“主题”或“议题”重新研读和建构传播史文本的内容体系与思想逻辑，将可能影响此类选题的写作前景。二是这些年非常兴盛的单一报刊史研究，几乎将个案研究的特性和不足推促到一种相当极致的程度。本来，报刊仅仅是历史研究所仰赖的一种基础史料，但当研究者将其转化为一种直接的研究对象之际，很多历史和逻辑的深层问题与不足也会迅速凸显。毕竟，报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功能和价值，绝非单一报刊所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和组织机制的形塑、运行和发展，也不是报刊媒体所能单独承载的；相较其他研究对象，报刊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中仅仅处于“环节”的属性更为突出。准此而论，如何正视单一报刊史研究本身的学科秉性，加强报刊史的宏观史研究和整体史取向，持续提升报刊资料引用和利用的科学性，值得整个历史学界的专题探讨和实践调适。
要而言之，任何形态的个案史都需要研究者准确定位具体问题在整个宏观历史脉络中所处的方位和地位，需要特别重视和明确个案史研究对于校正、创新和发展中共宏观史研究的意义维度，全面梳理与特定个案研究对象相关的所有历史知识系统和关联性因素，进而建构出一种关于个案问题的整体历史图景。如果特定个案研究对象无法实现最低程度的综合性写作，无法通过个案研究提炼出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问题”“主题”或“议题”，那么研究者就需要思考类似研究对象的学术合理性，可以考虑重新选择更为合适的选题。
由是言之，党史研究者仍然有必要集中关注和全力重塑“非碎无以立通”与“非通无以识碎”之间的张力性关系，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须臾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最近十几年来，各种类型史料的集中整理，特别是不少电子资料数据库所发挥的资料整合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整体史书写前景，为党史学界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共宏观史研究的学术导向，提供了新一轮的初始条件。最重要的是，党史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遵从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现代政党组织，政策的制定、施行和落实大致采用一种可以在不严格意义上称为“宏观主义”的原则以及从上至下的行政层级贯通方式，这就决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史内容具有天然且高度的同质性，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先从宏观层面予以把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意识形态色彩还非常浓厚，因此“各种实证研究最后都无法回避对其意识形态的学术阐释。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呼唤着学术阐释的整全性”。从历史认识论的层级观之，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一般意义的宏观史研究，都可以让一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细节在更大范畴的叙事脉络中找到一席之地，“因而得以给关于过去的知识提供正当理由，而且它也可以支持依附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主叙事”，“如果是真理和正义……要对人们提出任何要求的话，都会要求至少有点大写的历史的痕迹。否则，留给我们的将仅仅是此刻使人感觉良好（或尽管不好，但让人满意）的事物”。由此缘故，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在推促党史研究的宏观史转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理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逐步鼓励和青睐更为宏观的历史研究论题，主张年轻研究者如果觉得哪个党史问题值得研究，首先需要从宏观研究入手，争取先在宏观层面搜集史料、建构历史脉络并提出原创性的理论阐释，从而为某个时段或某个维度的具体问题研究提供知识和思想前提。即使一时间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建构，也需要以此作为中观、微观甚至个案研究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目的。毕竟，“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理就是：没有博通基础，难为专精之学”，“确定研究问题的过程就像漏斗一样，从一个宽泛的领域出发，逐渐缩小范围，使其更加明确、更加有意义”。客观而论，从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结构来看，这种选题思路和研究理念正在重新得到诸多历史学期刊的重视。尽管各个期刊的办刊取向和用稿结构有所差异，但《以……为例》《以……为中心》这样的论文题目数量相较以往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很多学术编辑认为此类多少有些“以小搏大”“避重就轻”性质的选题，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涵盖主标题的内容范畴和历史意涵。
近年来，由应星等学者再次激活的革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形态和选题类型，就是中共宏观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很好地反映了研究条件改善所造就的具有时代性的学术进步。类似论文的总量虽然不多，但非常吸引学术期刊编辑的注意。《中共党史研究》就曾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地理学因素（地理学、地缘学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列为2021年征稿的“第一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需要高超的理论水准和问题意识，目前一些来稿论文业已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引起后继写作者的重视。比如，革命地理学中的“地理”是布罗代尔意义上的概念，必须在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才能真正理解和阐述。换言之，地理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只有在长时段历史脉络中才能体现。因此，此类论文必须体现一种长时段的治学思维和写作气象，否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旨。
就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若干革命地理学来稿，研究范围尚未达到应星等《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徐进《地形与战争:中共武装行军问题研究（1927—1945）》（《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等论文所涉时间长度，显然降低了其学术水准。当然，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置于革命地理学的视窗中加以研析，但如何科学展开，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再如，在革命地理学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何将地理因素融入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和进程中，而不是将地理因素作为一种前置性的历史条件加以单独叙说，是确保此类论文写作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曾有来稿论文将某根据地的军事地理环境介绍（包括区域位置、区划、地貌、水文、人口、铁路公路交通等）设置为独立的第一部分，这种写法实际上预设了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的情势和结构要更为复杂：一方面，若历史时段太短，则无由承载地理环境的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动过程中，某些地理因素会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决定历史事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但人们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下也不是完全被动适应、无所作为的，而是主动利用甚至改造地理环境。质言之，地理因素的长程决定性作用是与人们对地理因素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地理学研究应当同时观照这两种因素，而不是单独突出地理因素，地理因素绝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地理因素在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和语境下具有相似性、相关性甚至复发性，亦即地理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都可能存在，有其基本相类的发展轨迹和运作机制。因此，若欲研究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地方性事件，就需要考虑这一地方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是否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这就更加需要宏观历史知识和比较视野的介入。一言以蔽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早已形成非常深厚的学术传统，如果相关研究者能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观历史研究中，在历史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构革命根据地的武器生产与装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灾害及其防治、三线建设的整体分布乃至学术流派的生成与互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历史图景，相信将极大地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必将有效改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选题结构和人文导向，“基本的地理学研究带来的开阔视野，正是对现代高度专业化趋势的重要平衡”。
承上所论，比较研究类型的论文因其需要观照更多相关历史内容和宏观史知识，故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宏观史属性或至少有利于宏观史研究的发展，本来应该得到更多倡导。但从笔者审阅过的比较研究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来看，尚存在不少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研究的对象不够对等或种属同异范畴不相吻合。比如，有论文直接将“蒋介石”或“阎锡山”和“共产党”作为比较对象，从而违背了比较研究对象的对等性原则。二是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历史本体层面的性质和效力等维度存在不对等的情况。比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参与力度本身就有很大差异，对于一些战略、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和冀望存在天然差异，甚至也有“当局者迷”和“旁观者清”等较为极端的情况，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相对较小，当然也与一些论文没有很好地观照和彰显相关的多重历史内容有关。三是经常出现以共产党的强项和国民党的弱项加以比较的选题。比如，以共产党最为擅长的“动员”尤其是思想宣传和政治组织能力来比较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天然缺陷，但因其属于两党的“党性”问题而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故而此类比较研究的历史主义色彩较弱，实际上是以“后见之明”来研究和叙写历史。四是一些论文缺乏恰当的比较项或没有总结出可以比较的维度，仅仅将比较对象的相关历史内容列为独立的两个部分，将比较对照的任务交给了读者，完全脱离了比较研究的写作框架；等等。由此来看，比较研究以及相关学术论文写作的难度还是不小，虽然相关论文在来稿中的绝对数量不多，但问题和不足比较突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见，比较研究属于中高难度的历史学论文类型。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历史学者主张年轻学人尽量避免选择比较研究类型的论文写作，“原因是这类题目在学术上就极富挑战性，要求研究者对各个比较对象都有相对精深的研究和探索”。
当然，尽管重启中共宏观史研究、重塑中共党史的“宏大叙事”已经迫在眉睫，但从年轻研究者的学术成长角度来看，在单篇学术论文里去研究和写作一些时段过长的专题通史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方向。但此类论文在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来稿结构里占据较多数量，很多研究者偏好写作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百年党史”“当代中国”等为时段范围的宏论，可惜审稿通过率和刊用率都很低。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年轻研究者一般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宏观历史知识，很难全面掌控相关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间的知识谱系和内在逻辑；二是不容易出新意，很多专题通史内容业已成为教科书级别的常识，极容易陷入“炒冷饭”“重复研究”的困局；三是因需要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很多内容的论述浅尝辄止，反而忽略了更多富具价值的史实和信息；四是历史分期往往沿循整体通史的写作结构，脱离了专题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发展逻辑；五是大部分论文最后部分的所谓“结论”“启示”等内容的同质性很强，没有总结出具有独特性尤其是新颖的史识；等等。因此，如何写好这种长时段的专题通史论文，还需要一些专门探讨，其中确保所选议题或特定视角本身的学术新意可谓关键所在，不能“为了宏观而宏观”。同时，党史学界还有必要在“理想类型”的层级上厘清“通史（研究）”“宏观史（研究）”“长时段（研究）”等不同概念的界分，适当辨析具体研究形态和相关学术意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比如通史书写并不完全等同于宏观史研究，宏观史研究又不完全等同于长时段研究，表面的长时段选题及其写作并不必然具备长时段视野或长时段意识，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划分有助于明确宏观史研究的选题方向、写作取径以及整体的学术方位。
此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显著的“政治史（学）”属性，有可能为式微日久的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共宏观史研究的再次复兴带来新的希望。当然，经过十几年的学术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选题和写作方面本身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善和修正的问题，笔者业已就此作出初步总结和阐论，不再赘述。如果新一代年轻学人具有较好的外语素养，且能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当代中国外交对象国的档案和其他类型史料，则有必要继续加强这方面选题的研究和写作，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给予更多支持。
三
从提高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整体性水准和宏观史价值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选题类型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具体的写作方法等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史实考证作为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一种悠久的学术形态，很有学术价值，但的确需要研究者首先从宏观上考量这些问题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以及党史研究学术版图中的重要性。一个基本判断原则就是，史实考证的问题最好对理解重大的宏观党史问题具有真正而显著的意义，对重建宏观历史或推进重大党史问题研究具有实质性价值，可以有效影响学术界对于历史事件的重构或历史人物的重评，有可能改变未来的宏观史书写。否则，就没有多少紧迫而显著的意义去进行考证，或可以暂时搁置考证工作。特别是那些具体的历史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如果研究者不能合理评估这些细节性问题对于宏观党史书写的重要性，不能科学定位具体史实在整个大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与价值，那么这种史实考证论文的学术价值就需要研究者谨慎研判。
至少就党史研究及其学理特殊性而言，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长期不发达，很多宏观历史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建构与还原，必然导致一些微观史实的学术定位和研究价值不清晰，这是党史研究将长期面临的一大现实境况。我们通常所说的“宜粗不宜细”，在这里大致也是适用的，不是说有些历史细节不应该搞清楚，而是需要首先厘清这些历史细节是否拥有更大的史学价值。也许正因如此，龚育之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日子的考证，说重要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还没有考证清楚，说得含糊一点似乎也未为不可。”金冲及就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考证的问题直言道：“后人固然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必把简单的或已基本清楚的问题再过分复杂化。”这些党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常常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部分历史叙事的适当含混要好于缠绕不解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厘清的历史内容无妨暂时搁置，采取一些模糊处理的表述。
进而言之，即使所考证的史实本身具有明确的宏观历史价值或研究者很好地将史实考证与“核心议题”联系了起来，研究者也需要考虑完成史实考证的可能性以及论证过程的严密性等问题。由于一系列原因，绝大部分党史问题的核心史料处于匮乏状态或不可知境况，故而大部分有关历史问题细节的考证往往是依据已公开出版著述的梳理和比对作出基本研判的。研究者一方面总会找到一些可以支撑其基本论点的外缘性史料，另一方面也需要靠“（合理）想象”“（合理）猜测”来建立史实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往往给读者带来考证过程貌似合理但又不能完全信任的困惑。另外，党史基本著作中的一些问题是否适合作为史实考证的直接对象，如何更为科学地考证和校订党史基本文献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尚需要历史学界与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共同进行专门讨论。如能加强直接而持续的学术对话，努力形成历史学界与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的良好互动，将进一步有助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
主要利用数据分析和表格汇总乃至类似于数学建模的方法来梳理相关历史（学）问题信息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史实考证的特征。得益于各种类型史料的电子化以及电子检索数据库的建设，研究者获取各种历史数据的条件和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相关来稿近年来开始增多，但观察整个历史学期刊的组稿用稿情况，此类论文的发表率非常低。这种被称为“计量史学”“统计史学”方法的本质是一种量化分析，体现了“强实证主义”的治学理念。比较明显的问题和不足在于，此类风格的学术论文比较缺乏历史感，难以将数据变化与可能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之间建立起科学的因果逻辑，特别是有可能放大或完全忽略一些偶然性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单纯的数据变化分析很难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或认识，并未引申出一些具有历史深度的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这也许就是数量分析方法在现代史学研究中一直未能形成有效学术传统的缘由之一，当下的党史研究者仍然有必要从世界史学史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此外，大约从2010年前后逐步兴起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新文化史”转向。但随着研究和写作的铺展与深化，也有较多研析特定概念历史演变的论文开始带有浓厚的史实考证意味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概念史研究的原初使命，值得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总而言之，史实考证类选题在党史研究的论文写作中具有较大难度，这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统实证史学有着本质区别，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宏大价值远远大于其微观价值等因素之间存在根本关联，同样需要党史学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历史哲学层面予以科学分析，展开专门的理论总结和学术研讨。从笔者与一些作者沟通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一些年轻研究者尤为缺乏将史实考证与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加以联系起来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能力。而正是由于尚未形成这种感知、掌握和运用宏观历史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常常倾向于选择一些较为细枝末节的史实考证作为研究和写作的主题，这就陷入了典型的“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史实考证论文的写作水平，仍然取决于研究者在理解宏观与微观之关系这一历史研究的“元问题”方面，习得一种更高程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创新。
四
从着力提高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宏观历史把握能力的视角观之，进一步加强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方向。“胡绳学派”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中共领袖人物研究起步的，这至少说明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以领袖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中心的，领袖人物构成整个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共宏观史叙事的核心关节点。从领袖人物研究着手或起步，对于很多年轻研究者而言，可以事半功倍。当然，由于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核心史料大多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掌握，与领袖人物有关的高端采访机会以及关键口述资料也不易获得。随着领袖人物基本历史著作的逐步完成，大部分核心历史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史人物研究的选题空间渐趋狭窄甚至逼仄，近年来已明显进入一个“瓶颈期”，优秀的人物研究论文在各个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来稿中所占比例甚小，年轻研究者在领袖人物研究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而不少领袖人物研究的来稿论文在研究理念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则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术难度，比较明显地限制了人物研究在历史建构方面本应具有的活力和空间。
众所周知，领袖人物研究的核心和精髓是“思想”，特别是“变化中的思想”或“思想的变动性”。正如金冲及在总结中共领袖传记编纂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指导的。写人物传记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弄清他是怎么想的。当他做出重要决断或发生重要变化时，更要努力弄清他是怎么思考的。一个人的思想通常有个发展过程，有时内心还存在或充满矛盾。不弄清这些，他为什么会这样行动就会变得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传记也会缺乏深度”，“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通常不可能一次完成，往往是在行动中不断丰富或变化的”。比如，毛泽东研究之所以百年不衰，从根本上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一直在发生变化，常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种“否定”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张力感十足，可供开掘的学术空间不断在刷新。正因如此，相关学术论文应该努力突出人物思想的“变动性”，理应彰显强烈的时间意识，科学划分思想演变的历史分期—这种“时间意识”“历史分期”不单单指不同时间阶段的前后轮替，也指特定思想及其内涵之不同特性和逻辑的渐次展开。如果人物研究论文未能很好地彰显党史人物的“思想变化”或者这种“思想变化”仅仅具备形式或表述而非实质上的意义，抑或研究者只是致力于分类整理党史人物的思想内容（常常采取并列式叙述的写作结构），而未能发现或建构出人物思想的自然发展脉路和内在理论逻辑，那么就需要考虑此类人物研究选题本身的合理性。另外，人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同样需要注重思想赖以生成、发展和演变的整体历史语境，不应就思想而思想。这一点得到党史学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大部分论文在这方面已有很大改观，体现了学术发展的一种时代性进步，但仍然存在继续精进和持续改善的空间，改变一些学术写作的不良习惯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承上所论，如何在领袖人物研究领域发掘更多具有学术成长力的选题，如何继续高水平地推动党史人物研究，尚需整个党史学界的深入讨论和探索尝试。其中，尽力发掘特定人物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并将其链接至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主题，进而呈现和重构大历史的巨变，应该是一个可以扩大尝试范围的路径。比如，多年以来，关于向警予的历史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学术水平最高的部分是妇女解放及妇女思想问题，而《一九二八年向警予引渡案与中法交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一文则将向警予被捕与引渡这一与党史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置放于一种更为全面宏观的历史脉路中，凸显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向警予引渡案件后，法租界的对共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中共党组织的驻地及发展大多在法租界，法租借当局对中共及其政治活动的宽容度较高），中共所处的城市环境由此发生根本变化，进一步促进了其转向农村的革命进程。这无疑对理解甚至重建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动因和过程等具有较为显著的参考作用。
与此同时，党史学界仍有必要拓宽党史人物研究的范畴和视野，比如“往多写经济建设人物方面放宽”“往多写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宽”等。当然，如何更为科学地研究和写作这些“拓展类”党史人物的历史和思想，还需要探索和尝试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努力形塑具有时代性的党史人物研究模式。此外，从严格意义的“学术史”研究理念来梳理和分析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党史人物研究的发展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审察党史人物研究的特质、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具有较强参考意义的成果还比较少，值得党史学界的持续投入。
随着近年来学界搜集、整理和出版各种类型史料进程的加快，主要基于个人日记、工作笔记等类型史料的个人史研究有了一定发展，为党史人物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客观而言，相关投稿论文在十年前给一些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审稿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大概还是因为对于党史学界而言，如何开展个人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准备极为不足，甚至个人史料（也有学者将部分个人史料称为“民间文献”）的性质和价值等这样的基础理论问题亦显得相当模糊，导致学术编辑无法准确且富有信心地审阅并通过类似论文。最重要的是，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党派及其历史相比，中共奉行严格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主要的体制和制度体现），“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发展经历都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对个人经历的概括很难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切割开来”，谁都不可能脱离党和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主体或历史研究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均缺乏个人主义传统，个人的位次和作用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学意义上并不受到特别重视或者难以取得客观的认定与评判，由此显得个人史研究的学理合法性似乎有所不足。
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以黄道炫为代表的若干学者在个人史研究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似乎克服了一些困难，逐步走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形成了一种气候。比如，黄道炫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共领袖人物、战斗英雄和普通知识分子，仍然是“结构中的人”“网络中的人”，没有超脱中共革命的宏观历史网络，主要观照的仍然是大的历史论题，特别是所述历史内容很大部分权重均置放在个人的思想和活动与宏观历史和整体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模式，较好地处理了“中心”与“边缘”、“领导”与“群众”、“命令”与“执行”等多重关系，从而彰显了中共党史本身的一种独特性，这也正是中共个人史研究必须秉持“整体史”研究理念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源于个人的生活半径和观察视野等，由个人所记录的很大一部分资料均与日常生活相关，故而此类论文常常涉及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结构，个人史（研究）与生活史（研究）存在明显的重叠之处，这从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来稿论文以及黄道炫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亦可见一斑。
当然，与单一报刊史研究类似，个人史研究同样具有较强的单一史料来源色彩，对日记和回忆录等史料的仰赖程度较深，因此需要相关学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思虑和深入探讨一些前置性史学理论问题。比如，研究对象的选取以及为什么这样的生命个体留下了文字记录，个人史料的主观性和真实性程度以及实现多重史料互证的可能路径，从个人史料中能否开掘出历史的多样化空间，生命个体历史之间的差异性是否具有本质意义（特别是在与同类研究对象的比较中加以审视则尤其如此），如何避免个人历史镜像和相关历史言说的深度同质感，等等。准此而论，个人史研究对于很多年轻学人而言仍然具有较大的挑战性，的确需要像黄道炫这样的“高位学者”作出一些示范和带动。无论如何，为了持续助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和转型，党史学界既有理由积极推动个人史研究的增量式发展和科学化批量生产，也有必要积极防范个人史研究本身所潜具的一些内在不足，避免其学术边际效益出现过快递减趋势。
此外，就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变动性并由此构成科学选题的一大原则而论，如何推进中共党建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也值得引起关注。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党的建设的很多思想、政策、原则和举措等长期保持高度稳定，虽然很多表述发生过变化，但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且与当下仍在进行中的党建工作具有高度相似的内容、结构和意涵。这当然构成中共作为现代政党本身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组织优势，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功能等自不待言，但也可能由此造成很多党建史的选题和内容比较缺乏历史研究对象所特有的那种“变动感”“历史感”“张力感”，特别是当一些文章内容脱离特定历史脉络和历史语境时则更加严重，这或许正是中共党建史研究未能获得长足发展以及党史、党建未能实现有效学科融合的内在缘由之一。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党建史是整个党建研究的知识来源和学理基石，而党建研究又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之所以成立的现实政策前提，并进一步深度影响党史研究本身的学术发展和现实位次，这正是党建史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但与这种理论上的重要性相比，党史党建学界在党建史研究方面的努力程度还远远不够。仅就笔者目力所及，多年来就很少见到专门以“中共党建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或专栏组稿。实际上，与党史研究类似，党建（史）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与政治学理论乃至“政治”的本质等存在密切关联，党史、党建的学科底质就是政治学的。也许正因如此，一些政治学者近年来在“历史政治学”的名义下将政治学理论和部分党建（史）问题加以初步结合，作出了一些新的探索，但相关成果的样本数量还不够多，且不同程度地存在以理论套解历史、开掘新的史实不够、与党史研究的结合度不高、未能普遍触及党史研究的重大议题、未能完全遵循历史学规范等不足之处。由此缘故，如何进一步提升党建史文献的释读水准、扩大党建史料的外延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建史研究的学理化进程，将是党史党建学界、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在今后必须重视起来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
循上所论，很多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能否凸显以及具体写作能否获得成功，端赖于研究者对选题“重要性”“重大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性”的发现、理解或赋予。从以追求“创新求变”为根本宗旨的学术期刊及其作为一种现代媒介而不得不重视短期传播效应和长远实力打造等角度观之，任何一本历史学期刊及其编辑都希望发表那些一眼看上去就是重大、重要或很独特的历史问题，或对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和反思重建意义的理论议题。故而所谓“重要”“重大”“独特”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历史本体亦即历史事实层面确实如此，二是研究者赋予或成功论证了一种“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尽管这种“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的估判具有主观性，可谓言人人殊、家异其说，但在基本的学术常识和历史大势等方面仍然积累了一些判断标准和文化共识，尚需历史学界给予全面总结和深入阐析。
具体到特定历史选题，研究者无妨提前思虑和仔细辨析如下一些问题：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对理解和重构历史或者对历史研究本身和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足够重要？某个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否能够影响我们对历史大势的理解？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度和烈度是否足够引起绝大部分人的感同身受？与其他相关历史事件或类似历史问题相比，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充分的自足性和不可替代性？譬如，若欲继续研究某个抗日根据地的特定历史问题（如粮食管理、武器管控等），那么就需要研究者很好地明确为何“非得”“必须”选择此根据地而非彼根据地作为历史场域的科学原因，某个根据地在历史发展以及特定历史问题研究中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这种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体现在什么向度，特别是某个根据地的特定历史问题研究在同类主题研究中的历史特殊性是否具有本质意义，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好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都是从追问这些“为什么”开始的，研究者甚至需要提前预判选择何种问题与能否推动研究进展、产生何种学术影响等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理应充分思量学术期刊为何需要发表自己的论文。其实，这也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学界高度强调的“问题意识”的若干维度及其产生的机制和路径，非常有利于论文的创新写作，绝非可有可无。准此而论，“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是科学选择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基本原则。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党史研究者如能在学术论文起始段的写作中，利用一定篇幅的文字，作出一些合理的铺垫和交待，让读者和审稿者迅速意识到选题的“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就可以显著增强选题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在论文起始段未能完成这一工作，那么在结尾部分仍然有机会作出弥补。当然，如能将研究特定问题的科学原因和独特价值等在论文写作中加以首尾呼应，给予特别强调和充分论证，并在历史的长时段视阈中彰显这种特殊性，效果则更好。设若如此，无论论文的整体水平如何，都会给读者和审稿者以良好的第一感受，从而增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思想沟通和精神交流。但从实际情况视之，不少年轻研究者“只管研究不问意义”“埋首写作不问价值”，他们一动笔就直接写作而不充分论证所选问题为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尽快凸显选题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独特学术价值，“就研究而研究”“就问题而问题”“就写作而写作”，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造成内容新意不足、重复以往历史叙事、缺乏现实关怀等沉疯流弊，这仍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和写作问题。
之所以强调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和独特性，更与不同性质选题之间的研究理念有所差异相关。换言之，不同性质的选题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研究哪一类的历史问题，除了要遵照历史研究的一般法则之外，还需要在研究和写作的全过程中充分考量不同研究论题或领域的特殊性。比如，地域史研究要展现具体历史事件与整体历史之间的深度关联，制度史研究要展现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一般性通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之间的深度关联，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要展现外交活动（包括外交思想、政策等）在整个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高度重要性，等等。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形态，因其常常代表着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成熟程度。分析多年来的相关投稿论文情况，党史学界还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重塑思想史论文选题的学术写作风格：一是要强化思想的“变动性”轨迹，突出时间意识，做好历史分期，这在上文论述人物研究选题时已经提及；二是需要进一步揭示思想赖以生成、发展和演变的整体历史语境，充分呈现思想在不同语境下的多元表现和复杂形态；三是需要极力彰显思想的“前瞻性”，尤其要将其置放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重新审视其性质以及仍然可能发挥的功能、作用和意义，是否具有“前瞻性”是考索特定思想之历史地位和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四是需要注意研究对象思想的“特殊性”，真正的思想是具有时代性、群体性和弥漫性的（除了极少数超越时代规限的“思想独行者”以外），要论证好为何选择此研究对象而非彼研究对象；等等。
进而观之，不同研究形态或研究领域中的选题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党史研究这一特殊历史学科本身的学理特殊性相关。当貌似相同或相通的研究对象从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研究场域导入党史研究领域时，研究者有必要适当思虑二者在研究理念和写作规范等方面的差异性。比如一般意义的“社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史”乃至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一般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中共党史语境中的地域史研究、“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学案体”“要籍解题式”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等。当然，突出强调党史研究的学理特殊性，绝非“自我特殊化”，更非“自我封闭化”。毕竟，不同研究领域本身的特殊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了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比如“世界史学科更多地是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而不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最大的特点与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另外，如果不同研究形态的论文所得出的历史认识和判断是趋同甚至高度同质的，那么也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些论文之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否具有本质意义，类似选题是否会走向不可规避的边际效益递减。比如，有学者认为，虽然历史学界一直在倡导“看得到人”的研究理念，但如果在整体结论上，“看得到人”的研究与“看不到人”的研究没有明显差异，甚至相当于用“具体的人”为“看不到人”的研究提供注解，“人们自然会问：看不看得到人，又有什么区别？”要言之，注重不同研究形态在理念、学科、程序和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重视和落实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内在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论文选题及其写作是否具备“时代性”或“时代意识”、是否体现了党史研究所处时代的学术特征，也是选题能否体现“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的另外一种维度或表达形式。毕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术，同样的选题可以在各个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样态和气象，从而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独特的时代贡献。当然，何谓“时代性”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但至少在党史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中体现出史料搜集的时代性进步，从而重塑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历史叙事结构，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动研究和写作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所周知，得益于经济条件改善、资料电子化进程和信息检索技术迭代等因素，近20年来应该是各种类型党史资料极大涌现、搜集途径大为拓展、史料利用条件明显改观的历史时期，尽管仍然面临核心史料匮乏的窘境，但绝大部分党史问题都有条件展开研究了，这是至为明显的时代进步。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一些研究对象特别是传统选题或“大宗议题”的研究和写作不能充分利用既有史料体系，进而开掘历史问题的一些新面相、新维度，特别是被掩蔽的一些关键历史结构，那么就会使这些选题无法展现本应具有的“时代性”“时代感”以及由此带来的“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故而，党史研究者在选取和写作某些问题时，理应培养“复杂再复杂”的学术思维，充分利用相对较好的研究条件，努力彰显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极力呈现某些历史议题的多层次性，否则既会造成论文写作的很多不足，又会导致“还原历史”本身的低效甚至无效。
比如，关于中共如何认知和评判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可谓贯穿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核心议题”，多年来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目前的时代语境下再次研究和书写这一选题，就不能再仅仅仰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一批党史基本文献，也不能将论述对象仅仅局促在中共领导人群体的相关思想，否则极容易陷入重复叙述、新意不足甚至炒冷饭等困局。检索和翻阅近年来广为学界使用的几个民国报刊数据库，很容易发现关于资本主义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判断和理解，在民国时期的几乎各个阶层里都有所体现—毕竟这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情境，甚至在某些时段上的讨论非常集中、热烈且深刻，从而构成了中共认知和评判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在现代中国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更为宏阔的知识与文化背景。因此，如果研究者能将关注视野适当下移，充分开掘各种新型史料来源及其承载的“核心议题”的更多历史维度，重新建构各个阶层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多重政治社会光谱和丰富历史文化图景，就更能凸显该选题在党史研究中的独特性以及本应取得的学术进展。
就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而言，“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历史和理论问题同样融贯整个中共党史，是理解和建构中共党史发展与嬗变的一个基本观察视角。但很多年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大部分论文选题集中在党建（史）领域，明显削弱了该问题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助推作用。正因如此，类似《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新探（1927—1933）》（《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等论文的选题价值就显得非常突出，不仅体现了基础党史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重新探讨，而且在史料利用和解读等方面彰显了学术研究的时代进步，可谓一种新型或“升级版”的传统党史研究形态。实际上，将民主集中制置放于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诸多历史内涵，在史料利用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势下，重新展开创新性研究的学术空间仍然很大，特别值得引起党史学界的进一步关切和学术期刊在选稿用稿方面的引导。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阈，整个中共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围绕着民主集中制生成和发展的。中共历史上的党政关系、党团关系、党军关系、央地关系、“左”与右的关系、整党整风整军运动等诸多选题，都可以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和制度层面加以重新审视，既可以为相关论文写作提供宏观历史层面的知识背景，又可以使得某些历史问题的论述不至于陷入“争权夺利”“党内斗争”等简单化叙事框架，从而降低相关选题的敏感程度和发表难度。
当然，在目前的时代环境和学术语境下，研究者有必要注重展现民主集中制历史发展的高度复杂性，需要直面和解决以下一系列特殊困难：如何准确释读与民主集中制相关历史文献的表层叙事与潜隐信息以及表述与真相、文献与史事之间的关系；如何准确处理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政治话语、政策文本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全面观照复杂历史情境的前提下对相关政治话语、政策文本及其意涵作出恰切的价值评判，如何评断在民主集中制的话语体系中相关历史事件的起源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如何展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个地方和具体事件中的不同表现及其历史和思想差异，特别是在“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的抉择及其后果，如何认知和评量这些内容在民主集中制话语体系中的性质；如何协调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准则与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历史叙事层级中的特殊表现，如何展现具有制度性规约作用的民主集中制在贯彻和落实过程中的不同张力关系，如何概括民主集中制在中共的整个历史演进和战略政略调适中的作用机制；如何在文本、话语、概念、语境的综合研究中体现稳妥的政策取向和政治学价值，既不能忽略也不能过度渲染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若干重要历史关节、重大历史问题，努力建立起一种富具时代感和逻辑性的知识体系与历史网络；等等。
由上可见，类似民主集中制等若干党史基础问题与“核心议题”的继续研究确实存在较大难度，考验着党史研究者处理此类问题的写作能力，还需要党史学界就此展开专门研讨，给年轻学人提供一定的学术指引。当然，一些在目前政策环境下确实属于敏感历史问题范畴的选题，虽然具有非常显著的“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但研究、写作和发表的难度非常大，无益于建设性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无妨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耐心。与此类似，有一些论文来稿在使用一些重要史料、内部材料特别是口述访谈或回忆录资料时将部分人名做了化名甚至符号化处理，还有一些论文来稿采纳了“以×县为例”“以Y省为例”等虚化表达方式，大概均与所涉研究对象和叙述内容尚不宜公开或具有一定敏感度有关。但历史学论文如果连人名、地名等核心元素都无法落到实处，那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性也就无从体现，在本质上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实证主义精神和“求真”“求实”铁则，这正是一些敏感历史问题无法被有效“历史（学）化”的一个表现。当研究者感到因各种原因必须采取虚化表达形式的时候，也许只能说明研究类似问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此外，所涉时限过于“当代”且很多历史问题仍在影响现实政策、尚缺乏统一认识的选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敏感性，对于很多年轻学人来说，把握和写作的难度较大，是否适合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尚需具体研判。准此而言，从历史学研究需要最低限度的时间沉淀和经验积累的角度观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的史学成熟度日益增长，值得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给予真正重视和大力投入，切实推促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此外，从选题角度和部分来稿的实际情况观之，博士研究生有必要处理好整体的博士论文写作与分章节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需要高度注意特定章节及其历史内容在单独成文时是否仍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直言之，特定章节及其历史内容在一本学术论文中当然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但如果从整体学位论文结构和相关历史语境中被抽离出来，就必须考虑论文选题自身还是否拥有独特性。比如，一篇论述某史学家的唯物史观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苏联史学思想影响的学术论文，属于学位论文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结构性环节，这在该史学家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单独抽出这一章节成文并试图发表，那么问题就来了：苏联史学思想对当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史学家所受到的影响有什么特殊性呢？与其他史学家的思想历程相比，这种影响的特殊性有无实质性区别？如果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特殊性，为什么要选择研究此史学家而非彼史学家作为单篇论文的主题呢？随着近年来硕博士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毕业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此类论文选题的科学写作理应得到众多莘莘学子的重视。
六
综上所述，笔者依据日常审稿、编辑、阅读和研究过程中积累批来稿数量较多、问题相对突出、具有较多困惑的典型选题及其存在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了一些认识和判断。但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非常优秀的学者，可以将貌似不可能、不可为以及学术边际效益递减的选题做到相对科学甚至相当优秀的地步，这就需要对这种学术现象作出及时总结和概括，加强研究进展的梳理和评析，推助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写作。每个时代的学术选题结构都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但一些更好的选题、更优秀的学术写作思路，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代的局限性，取得了显著的学术影响。同时，随着时代语境、史料条件和思想资源等因素的不停变化和转换，一些原本处于蛰伏甚至冷清状态的选题会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一些当下比较热络的选题则会逐步冷却或等待新一轮的重启。因此“历史学家关注的史学问题经常是来回绕圈子”，这就决定了本文所论的很多选题及其写作能否得到期刊的发表和学界的认可，常常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这是需要明确说明的。
与此同时，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学术期刊论文及其写作问题，亦即选题与学术期刊发表之间的适配性。无论是编辑还是学者，都需要充分考量学术期刊以创新求变、打造前沿议题、刺破既有研究边界、突破学术共同体极限等为核心价值观的天然特质；尽管有些选题和相关论文不适合在学术期刊上广泛发表，但作为学位论文、学术基础训练论文乃至个人研究兴趣等进行写作则毫无问题，理应积极鼓励。比如，中共地域史论文、单一报刊史论文因存在内容同质化乃至“碎片化”问题而无法在学术期刊中长期而持续地组织发表，但这些研究形态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相对容易，对于刚步入党史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而言，如能深耕一个地方的党史问题、聚焦一本报纸（期刊）的发展历程，将会在较短时间内训练和培养起最基本的史学研究能力。正因如此，笔者一直认为中共地域史、单一报刊史等在党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学科建设的作用和意义，有利于培养学术新人、奠定研究基础、滋育学术规范，特别适合在学位论文写作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规划和推广。再如，“生活”“日常”具有聚集性、层累性、长时段的特质，单篇的历史学论文其实难以充分展现日常生活史那种独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如能以学位论文或研究专著的形式加以体现，效果也许更好，或可大幅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毕竟，在很多历史时期或历史时刻，“日常生活可能是那个对于总体性的欲望的名称”，“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中心地带发现非日常（例外）”。此外，一些比较敏感的历史问题、选题范畴过于“当代”的研究等，若能在学位论文的范畴下进行研究和书写，不仅有助于党史研究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完善，而且有利于张扬“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价值理念。但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少年轻研究者仅仅因为自己在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研究某个问题，就给期刊投稿什么选题的论文，或者在研究生毕业之后，仅仅根据学位论文的内容来分拆投稿。现在来看，这种做法可能是不完全合理的，起码一些选题不适合学术期刊。
职是之故，党史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很多选题可能更适合长篇幅的学位论文，而不适合篇幅较短的期刊论文。显而易见，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很多情况下无须考虑公开发表或出版的问题。只要具备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完成基本的历史脉络梳理或思想理论阐述，也就完成了任务。很多学位论文选题主要是和研究者自己对话，兴趣或任务导向较为鲜明，“外向性”的学术交流功能并不特别突出，但对培养年轻学者的思维逻辑和写作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学术期刊论文主要是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相关研究者进行对话，必须接受更广范围的持续问询和经久考验，故而理应在选题和论证的每个环节中都高度注意科学性和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更具普适性和前沿性的学术贡献。形象一些说，学位论文是年轻研究者结束起步性的研究工作、走向新的学术事业的“盾牌”，只要学位论文不存在致命性缺陷，就可以确保研究者的基本尊严；期刊论文则是年轻研究者打破现有研究格局、推进研究进展、发展学术事业、彰显自我能力的“刺刀”，它理应发挥程度不同的突破既有学术认知框架的作用和功能，必然需要研究者付出更多心力和智慧。
从广义的学术分工角度观之，学位论文可以研究一些在历史学意义上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提供一些以往不为学界所知所悉的历史知识，本身无可厚非；学术期刊论文则应该重点关注那些在历史意义和史学层面具有双重重要性的论题，并在历史知识特别是历史识见方面提供具有突破性和原创性的贡献。进而论之，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在选题方面的差异与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现状标准”“最低标准”和“理想标准”“较高标准”之间的某种张力性关系。与此相类，仅据笔者的审稿和编辑经验，在学术水准并不是太发达的党史研究领域，一定要高度重视选题本身的历史建构价值。如果选题非常重要，具有高度的学术创新性，即使学术写作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仍然要想办法努力修改，推动最终发表。这个时候，学术写作的严整性要让位于选题本身的重要性。总而言之，即使面临很多现实困难，在版面和篇幅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学术期刊还是应该以组织发表“大问题”“新问题”“真问题”并以此创造新型历史知识、提出新型思想理论等为主要宗旨。不同于其他文化载体，学术期刊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前沿进展，既为人类知识体系的整合与融通提供阶段性的高阶认知，也为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提供新的历史智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历史研究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学识创新能力。
正是考虑到上述种种复杂情势，非常有必要明确一些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的科学原则，这也是笔者在上文所论各个部分中努力厘清和概括的，特别是“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原则理应得到所有党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正处于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期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持续提高组稿质量和学术声誉的必由之路。目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增强以及相关期刊竞争强度的逐步提高，进一步抬升了学术期刊对于选题创新性的渴求程度。就此而论，年轻研究者和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对待选题的角度和态度方面，往往存在一些“温差”：前者主要考虑的是论文的可发表性，后者考虑的问题就要更多一些，其中主要是选题的科学性，而科学性的核心特质就是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或独特性及其程度。
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任何一本历史学期刊都首先希望选题是新颖的、原创的，“新选题”“新维度”永远都是任何一本学术期刊用稿选稿的绝对优先标准。毕竟，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党史研究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具备“科学”的一些基本品质，比如“科学总是处于一种熵的状态，新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可见“求新”“求变”是根植于党史研究学术化方向的必然要求。正因如此，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在确定选题的过程中要有“青年气”，理应培育“抢先别人半步”的思维，跟着治学思潮走的问题一般就不再新了；若欲继续研究某些在学术创新方面业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的选题或领域，更需要足够的创新突破能力或很好的思想理论储备，特别是需要保持一种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学术重建的自觉性，努力探索新的研究理路和写作路径。
一言以蔽之，不停歇地追求选题的高度创新性，既是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根本职责和使命所在，其本身也构成党史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写作规范”的主要理论内涵。正如历史学者邓小南认为的那样，所谓“学术规范”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和形式规范，“最主要的在于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的创新，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严格学术规范的目的，应该是保证学术永远在前沿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确如此，特定选题或某个选题维度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值得研究者投注时间和精力，是否对促进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实在作用，恰恰构成特定历史问题研究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的一个根本表征。正因如此，笔者才一直认为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问题的本质就是“学术规范”“写作规范”的问题，选题问题自然应该得到党史学界的深入思考和普遍讨论。
无论如何认识和定位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它的本质都是政治史、意识形态史、政治文化史，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些维度，关心“政治”是党史研究历史观和学术观的重要甚至核心元素。只有与革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选题，才是好的选题或至少是合适的选题。只有这些选题才能真正触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进而为理解历史、现在和未来提供足资鉴戒的启示。以此为核心质素的选题同心圆，越靠里，选题就越好。当然，也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选题（比如与党史相关的戏曲史、音乐史、美术史、基金会史、邮政史、海带种植史等）就不能研究、不好研究了，但研究者在选择此类问题开展研究时必须提前形塑自觉的“问题意识”，不能仅仅以梳理相关史实、厘清历史脉络为主要任务，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努力开掘这些党史问题是在哪些维度上与“政治”发生根本关联的，进而以明确的“问题意识”重新叙写和组织相关史实，以阐释出新的观点、思想、理论或新型“问题”“主题”“议题”为主旨，这样才能减弱因论文选题、领域和内容的边缘性而可能带来的吸引力不足问题。
譬如，《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若干历史学议题的当代史研究何以可能”学术笔谈栏目所关涉的烟酒糖茶等行业史，在导入党史研究领域的初始阶段，相关研究者应先重点关注一批具有宏观史导向的选题，全面清理行业史背后的政策史背景，明确行业史在整个党史脉络中的学术方位。如果行业史研究者在起步阶段就书写一些太过微观、细小的问题，势必无法引起党史学界的广泛注意，进而影响行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总之，包括上文所论的日常生活史、个人史等，当然自有其有别于一般党史问题的内在逻辑，值得有心者去研究，“但是，在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政治的重要性与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对日常世界的认识要建立在对政治世界的认识基础上，才能避免鸡零狗碎的格局或乌托邦的命运”。即使一些选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也不能判断其必然就是好的选题。恰恰就是因为一些选题确实属于“边边角角”，既无法触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的“核心议题”，也无力观照一段时间以来党史研究自身的问题和不足。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家和教授指出的：“为什么说选一个小问题做、填补空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与对宏观问题的思考不发生张力关系。找别人从没做过的问题，把材料一找，没有宏观思考，就肯定不是在学术大路上。要走在学术大路上，旁边的支道就都要弄清楚。”所以，新一代的年轻研究者在选题上要高度慎重，理应优先择取那些能够观照党史研究“核心议题”的恰当选题。
总体而言，以上选题原则均是根据党史研究的部分现状而提出和总结的，其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的史学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和厘定。比如，何谓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何谓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等。但无论如何，正如真正的“学”和“术”彼此支撑、无法分割一样，任何“务实”的原则也必然需要“务虚”理念的潜在支持。就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仍然是要回到选择研究对象的“初心”。一般而言，只有选择那些自己高度欲求、有着内心渴望和兴味十足的选题，学术研究才能有思想、有灵魂、有动力，学术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当特定选题及其背后的历史内容对研究者的生活、思想和精神世界变得真正重要的时候，研究者便可以从选题及其历史内容叙写的沉浸式体验中汲取一种“意义感”和“价值感”，不仅有利于凸显选题的“重要性”“重大性”“独特性”以及学术意义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而且会推促研究者不断提升学术写作能力的迫切性和自觉性。研究者的学术写作又会受到所处时代中更为阔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历史研究的特有张力，这正是吸引一代又一代历史研究者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种获取学术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年轻研究者可以逐步学会批判性的思考并不断提升选择研究议题的能力。
正因如此，历史学论文的科学选题原则总归还是要回到个人兴趣、学术兴味等这种层级的“初心”上来，从兴趣出发的选题在很多时候来自那种无可名状的灵光乍现，可以直透史学研究乃至历史本身的某些本质维度。历史学者王笛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感慨说，早年间虽然研究的是一些大问题，但格局很小，“而今天我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但自我感觉格局却大多了”，“因此，一个人的眼光，经常和他的兴趣联系在一起”。显然，在学术研究中，“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方式往往预先决定了其方法和结果。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笔者在此无妨做一个“狗尾续貂”：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既关涉年轻研究者在学术事业起步之际需树立的正确而坚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触及目下学界论述很多的“问题意识”的最深层维度。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无法抵达这种“道”的层级，就会在学术之路上留下很多隐患和后遗症，最终导致学术研究的低效、无效及至失败。很多年轻研究者大多接受过来自前辈学者的这种“务虚”的教诲，但也许只有亲自走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研究、写作和发表之路后，才可能对此产生深刻体会。如何使特定选题和论文书写升级为反映作者“整个灵魂”的作品，是对学术研究者一生的考验和历练。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领域或课题之前，都应该多花一些时间深入内心，先与自己对话，研究一个自己并不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很痛苦的。考虑到这一点，笔者一般不主张仅因临时获得了一批材料就去研究某个问题：一是需要考虑研究者本身的积累和能力是否能够驾驭，二是需要考量所掌握的材料是否达到了最低限度的整全性，三是需要注意相关研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学术研究、学术选择的“热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灵感”“点子”等，除了取决于研究者的“天分”之外，也与长期的热忱投入、坚持阅读和终生学习等因素直接相关。韦伯就曾明确说，“灵感”“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降临的，而不是我们趴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求索不得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曾在书桌前苦思，满怀激情地探问，想法也不会从天而降”。因此，广泛而无停歇地阅读和学习，就非常有利于发现更多更好更新颖的选题。至于党史研究者的阅读范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太过明确而拘束。笔者曾提出至少七种学术阅读范畴，其中第一类就是前人的党史研究成果和学术文献，并且需要扩展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系统地熟悉和掌握学术史理脉，后进研究者可以从中发现和提取出更多新的研究课题，所谓“一手史料出观点，二手文献出问题”指的就是这一点，“判断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有创新性的、有贡献的，是一个需要慢慢习得的能力，是建立在对某领域文献逐渐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上的，要依托于一个学者脑中不断积累并不断更新的文献阅读存量”。应当说，选题和阅读之间存在明确的“学术互为”关系，很多年轻研究者之所以存在“选题困难症”甚至堕入“选题陷阱”，根本上还是阅读量不够的缘故。
客观而言，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观之，就笔者近年来所能看到的很多来稿所涉选题及其总体水平，业已取得非常显著的学术进步，远超20多年前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整体研究状况。但与此同时，相较以往时代，目前党史研究者可以搜集和利用的史料、可以购买和阅读的书籍、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思想理论资源等“学术基础设施”更是得到极大改善，无论是学术期刊编辑还是外审专家的研究眼光和学术审美等必然会“水涨船高”，更何况还有期刊评价体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水准就不可能在学术评定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有无能力发现和论证更新的“问题”“主题”或“议题”，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是不是足够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诸如杨奎松、黄道炫、李金铮、应星、郭若平、李里峰等学人之所以被公认为“前沿学者”，很大一部分缘由即与此相关。更重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历史学选题，还往往潜隐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常常让读者和编辑眼前一亮、心中一热。阅读他们的论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历史和进步的希望。这不仅仅是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参照点，更是党史研究“学术化”本身所内蕴的根本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