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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研学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考验、境遇与路径

日期： 2023-10-20 信息来源：点击数:

▍▶作者简介

胡枫（1991— ），男，安徽宿州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杨洋（1990 — ），男，河南信阳人，法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日益活跃，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思想交锋、平台挤压等诸多现实考验，处于话语主导力削弱、解释力下降、聚合力衰微等境遇。为此，必须在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进行批判与引导、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创新话语表达呈现形式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解释力；吸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加速变迁，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由此造成的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导致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日益活跃、相互激荡，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颜色革命”从未停止，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考验

“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则不在于潮流本身，而在于对于潮流的解释，亦即‘话语权’之争。”［1］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状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碰撞、交锋更加频繁，其主导力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

（一）思想交锋：思想多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各种思潮碰撞交锋，形成许多新的思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势催化下，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更加活跃的特点。这些思潮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同特定环境中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联系在一起，其出场逻辑在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学思潮等等。这些思潮由于聚焦某些社会现实问题，符合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同时又有一套理论逻辑作为支撑，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舆论市场，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隐蔽性。比如，“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的最大弊病是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将一切成就和问题都归结于模糊而笼统、抽象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以学术为幌子，以反思历史为外衣，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贡献。近年来，新儒学思潮乘势而起，这一思潮以复兴传统儒学为宗旨，强调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意在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总之，社会上的众多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或统一，或敌对，或调和，总试图以其自身的思想来维护、影响、冲击、动摇甚至取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平台挤压：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平台多元化使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输出更为便捷隐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当前，在全球网络化大潮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网络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网络信息媒介“短平快”的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渠道挤压。比如，美国近年来对我国开展的网络外交，披着“网络自由”的外衣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侵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社交网站Facebook（现为Meta）、Twitter，图片网站Flicker，视频网站YouTube等大肆抹黑、攻击中国。另一方面，国内新媒体兴起及广泛应用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传播挤压。个别新媒体传播平台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动政治攻势的“冲锋枪”，其制造出的一些“意见领袖”、网络“大V”，成为反共反华的“马前卒”。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竭力宣扬自己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文化渗透来影响、改变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观念。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经过网络发酵，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和价值取向的迷茫，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当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全球最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他们向全球提供着大多数计算机和互联网核心元器件及核心软件服务。凭借信息技术上的垄断优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其话语霸权拓展至互联网，为其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更广阔的场域。特别是在网络世界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输出方式更为隐蔽。比如，以“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话语”之名肆意抨击别国政治。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一度抨击中国新冠疫情时“封城”之举“侵犯人权”，“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等等，鼓吹个体“绝对自由”。比如，以批判之名诋毁污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失误，竭力丑化、污化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传播渗透其意识形态。西方国家还借助电影、动漫、音乐、游戏等文化产品大力推销其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产生极大影响。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别是网络话语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当代境遇

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境遇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是巩固强化其主导力、引领力的关键。当前，人们思想多元化具体表现为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多样性明显增强，由此造成人们话语需求的多元化。以灌输、说教为主的传统表达方式越来越没有市场。与此同时，以自媒体为主要代表的小众话语迅速崛起，并凭借其内容生动、表达活泼、形式多样、载体灵活的特点迅速赢得大众的青睐，成为当前话语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由此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在话语竞争、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上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境遇。

（一）话语竞争：供给多元造成的主导力削弱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除了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官方媒体，以商业媒体为主体的自媒体也迅速崛起，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凭借主体多元和技术优势，自媒体表现出强大的话语生产和供给能力，具体为：在话语内容上，突出感性，彰显个性，关注日常生活，较主流媒体更“接地气”；在议题设置上，具有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不同个体间强调自主分享且拥有同等主题设置权；在表达效果上，语言更加新奇瑰丽，“碎片化”传播成为常态；在话语感召力解释力上，借助更加丰富的表达渠道，更易融入人们日常，与人们现实生活对接更加紧密，更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认知、价值信仰等产生影响；在传播方式上，突出交互性、分众化，强调“博眼球”“吸粉”，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成为传播新形态，内容输出视频化、图像化、符号化更加明显，呈现出扁平化、虚拟化、娱乐化特征。此外，由于自媒体话语议题更新及时、群体联动及时、话语互动性强，以及话语主体的匿名化，导致“跟风”“炒作”“网络水军”等群体现象兴起，这使得其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海量舆论。话语供给多元形成的百家争鸣格局挤压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市场和空间。

（二）话语内容：陈旧僵化造成的解释力下降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11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仍以灌输式、劝导式、说教式为主，依然带着一定程度的“压服”特征，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传播方式使得受众对话语被动接收的多、主动理解的少，使得受众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得不到很好释放，从而影响了受众对话语的思想认同、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而话语内容的陈旧僵化进一步弱化了理论的彻底性和生动性，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下降。从叙事方式看，对重大现实问题阐释力度不够，叙述风格偏重宏大叙事，站在一定学理深度把事件原理讲清楚方面尚显不足，有些描述过于泛化和普遍化，未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以至在一定群体中间存在理论不能服人、难以服人的情况；从话语风格上看，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理论话语、百姓话语融合对接不够，比如党政部门“两微一端”、政务移动服务平台存在的“全知视角”叙事习惯，忽略了大众的主体意识，与大众对话不足，降低了话语的温度；从话语输出上看，不同程度存在宣传形式老套，议题设置呆板机械，宣教思维生硬单向等问题，很多概念、范畴、表述以及论证范式仍是仿照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创新不足。此外，与群众现实生活对话不足，对于人民群众的关切、困惑回应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感。

（三）话语形式：呆板单调造成的聚合力衰微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2一种话语要引起人们共鸣，需要用受众听得懂的、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传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就不能停留在文本上自说自话，而要放下身段，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与群众的关切诉求相结合，不断创新话语输出形式与逻辑，从而抓住人们的心，增进人们对理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由此才能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化。现有研究已关注到意识形态话语输出形式问题，有学者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只有用人民想听、听得懂的话语，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才能实现舆论引导；如果采用古板生硬的方式，很容易引起群众反感”［4］。那么，什么样的话语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想听且能听懂的话语？什么样的话语是群众反感的话语？

首先，任何话语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内容体现话语的精髓要义，形式是话语的展开方式，影响着内容表达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强化其引导力，不仅内容要好，形式也要好，其中学风文风至关重要。当前，理论界不良文风、学风盛行，并占据着很大市场。主要表现为：过分推崇西方国家的思想和理论范式，“以西解马，无马不西”框架盛行，“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建设任重道远；不关注复杂的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缺少对话，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到概念的语言文字游戏，造成理论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文风晦涩，故弄玄虚，正如陶德麟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聋牙，不知所云……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5］。在话语表意性方面，一些官媒在表达上还存在内容空洞抽象、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老调重弹”，重复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外延广泛，内涵贫乏，没有干货，“不解渴”等等。这实质是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极易造成人们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解上的困难。久而久之，这类话语就易被群众视为空话、套话和废话，从而增加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难度。

其次，从语言的角度看，还存在传统中国话语与现代中国话语间的承接性连续性问题。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毋庸置疑，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会提升群众对话语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传统的中国话语突出“意会”“象征”，强调“意境”“形散而神聚”，通过“微言大义”的叙事风格，开辟出极为丰富的解读空间。当前，随着中国语言现代性的形成，传统中国话语与现代中国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传统话语通过现代性手段、办法、途径实现创造性转化任重道远。如何通过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接续，实现真理内核和精妙表达的统一；如何盘活传统话语中的格言警句、成语典故、俚语俗语、诗词歌赋等美言佳句，使其在现代语境中“活出彩”，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此外，不同学科、不同门类、不同系统、不同领域间还存在话语整合问题，如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公文话语、生活话语之间壁垒森严，彼此缺少对话和照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话语的聚合力。

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应的是能凝聚思想共识的集体理性，其确立与提升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主导地位的巩固与强化离不开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导、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创新话语表达呈现形式，需要从思潮应对、话语内容、话语形式三个维度下功夫、求实效。

（一）思潮应对之维：“强内功”与“借外力”相结合，不断提升话语亲和力

应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要坚持“强内功”与“借外力”并举。所谓“强内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民立场，把握根本基点；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化理论支撑。所谓“借外力”，就是批判借鉴各种社会思潮话语的优长，为我所用，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包容性。

第一，坚持人民立场，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加贴合群众利益。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潮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结构多元化导致的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完全脱离现实利益的思想和意识。满足受众利益，是话语得到受众认同的关键。因此，必须把话语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和“魂”。就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品质而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大优势。要坚决维护各利益阶层和群体的合理利益，充分观照其合理诉求，将群众多元化需求充分融入意识形态中，实现话语表达与群众需求的“同频共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要高度重视、扎实深入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措施，使之“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夯实新时代话语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二，加强中国理论建设，加快构建“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话语的背后是道。应对各种社会思潮，中国理论建设必不可少。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某些领域和方面，仍然存在失语、失声的现象，西方的一些理论观点、错误思潮在我国仍然占据很大市场，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领域的阵地失守。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和理论范式如文明冲突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宪政”民主等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领域“跑马圈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理上深入解释“中国样本”、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没有系统建立起来，这给了西方凭借其话语霸权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机会。只有加强中国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才有“立得住”的根基，才能坚守住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才能真正抵御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

第三，批判借鉴各种社会思潮话语。一方面，要以胸怀天下的科学态度，充分汲取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益成果，批判借鉴其中体现人类进步、反映不同社会制度的范畴和话语，赋予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内涵，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保持自身主体性和独立性，在中西理论交流碰撞时，始终让马克思主义在场。不可否认，现代西方理论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在“中国样本”中生存、如何在“中国样本”中生存，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我们有意义，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对待，而不能以“拿来主义”态度生搬硬套我国实践。比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7］。由于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费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再比如，“普世价值”宣扬的自由、民主，这是人类久远的追求而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西式自由民主也不是完美的模式，更不是唯一的和最后的模式，基于中国国情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人民广泛参与性、管理有效性、制度完备性等方面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

（二）话语内容之维：话语整合和话语批判相结合，不断提升话语解释力

理论彻底才能服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对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批判能力、解释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的提升，离不开政治话语的把关定向，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理支撑，也离不开大众话语的平民阐释，这就需要通过话语整合来实现同向发力。同时，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正能量不散发出来，负能量就会甚嚣尘上；正面言论不及时发声，负面舆论就可能占据话语主动权，这就需要通过及时进行话语批判来巩固意识形态阵地。

第一，推进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有效整合。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强话语自信。“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8］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真理力量就是使这种批判和解释能满足国家和时代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作用。必须加快构建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学术性话语符号。特别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形势下，更要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独立自主性，而不能被西方理论范式“同化”。中国的问题产生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土壤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只能由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对“中国样本”的解读要实现从“他释”到“自释”的转变。另一方面，要通过话语整合发挥不同话语优长。学术话语要利用其学理性、逻辑性有序引导大众话语，同时要汲取大众话语的优势合理阐释解读政治话语，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良性互动。需要注意的是，话语整合的过程必须坚持重大政治话语表述立场明确与具体理论问题研究深入多元相结合。邓小平在一些重要节点和场合进行过强调，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基本总结，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他指出，“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9］。在具体理论问题方面，邓小平始终持鼓励态度，如对“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他强调：“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10］。

第二，开展话语批判，守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当前，在多元化舆论格局中，一些自媒体及民间话语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在解读某些社会现象时站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比如，有的人以“戏谑”话语扭曲经典，调侃崇高，颠覆历史，丑化英雄人物；有的人以“象征”话语嘲笑理想，反讽奋斗；有的人以“伤感”话语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等等。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说，都是企图从舆论上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力，同时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对伪命题要及时进行批驳，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对错误舆论要及时进行揭露，让群众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同时，还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议程设置，多设置一些接地气、体现群众诉求的议题，吸引群众主动参与，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挤压负面舆论的话语空间，从而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动权。

（三）话语形式之维：创新表达与生动呈现相结合，不断提升话语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对象是人，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526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关注、体现、反映人的现实生活。同时，人又是有思想、感性的人。因此，话语必须观照人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和情感表达，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这就要求话语的风格、语汇和传播都要更加“亲民”。

第一，话语风格：引人入胜。要在政治话语、公文话语、权力话语、民间话语等不同话语风格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既不失理论的精髓要义，又能够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而增进群众对理论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心理认同。要改变程序化、文件式、预设性的叙事方式，坚持“宏大叙事”与“平凡叙事”相结合，多用形象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实现话语的具体化、人格化，便于群众内化吸收、入脑入心。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陈述的平实性、直观性、群众性，注意增强话语的色彩感、画面感、带入感，使受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要不断推动由“工具性话语”向“价值性话语”、由“控制性话语”向“导向性话语”、由“官方权威话语”向“共享性话语”转变，不断增强话语的吸引力、凝聚力。

第二，话语语汇：为人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骨架”，语汇则构成其“血肉”。一方面，要促进传统语汇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现代语境中“活”得更好。要运用好格言警句、成语典故、俚语俗语、诗词歌赋、寓言谚语等传统话语中的精华，以增强话语的人文情怀和艺术魅力。毛泽东同志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赋予千年前的儒家经典《尚书》中“民惟邦本”以新的内涵，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来解释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解释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国虽大，好战必亡”“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阐释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用中国传统“和合”理念表达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用“民惟邦本”“政得其民”表达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这些传统语汇拉近了理论同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人们对理论的接受度、认可度，使主流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要对现代语汇特别是网络语言批判接收、合理转换，促进其与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语境中就通过“活”用网络流行语，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同时，要注意识别、批判一些网络流行语的“糟粕”，摒弃其粗俗、低俗、媚俗的缺点。

第三，话语传播：使人共鸣。要把握当前话语传播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积极推进传统传播方式的话语转向，实现由单向传输向多元对话转变，由“自上而下”式灌输说教向自发认同转变。要加强与群众的互动交流，用生动形象、简明易懂的话语去拥抱大众，提升话语的温度，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亲民、灵活的特性。要充分考虑群众生存境遇，使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潜移默化的“熏染”“陶冶”来影响大众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四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1］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话语权的较量。当前，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状况。因此，必须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动权、领导权、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之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理论之争、观点之争，而是道路之争、方向之争。今天，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大工作，从领导层面、政治层面、理论层面、表达层面强化自身建设的实效，是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的应有之义。具体构建过程中要把握好纵横两个维度：纵向，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断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能量，促进其实现向现代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活出彩”，从而增强话语的民族性和感染力；横向，要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争取话语自觉，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此外，还要在话语表达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话语传播效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宏大叙事到词斟句酌，从叙事方式到内容取舍，从醍醐灌顶到润物无声，从花样翻新到一以贯之，处处充满挑战，时时可以出新”［12］。但根本上，其主导地位的巩固强化，还是取决于国家硬实力的强大，取决于问题的解释力、理论的彻底性以及与之匹配的丰富有效的话语形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力量所在。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宁夏党校学报》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