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以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理论前提、历史脉络、实践要求、价值意蕴等作了诸多阐释。具体来看，在学科范围上，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也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在研究视域上，突破了既往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出现了国际关系、财政、生态等视域的研究；在具体内容上，主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生成、主要内涵与特征、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主，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全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世界作了学理阐释与理论辩护。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偏重于中西比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聚焦于论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规律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实践意义，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关概念的比较与界定尚未进行深入的讨论，以致出现相关概念混用的状况。鉴于此，有必要厘清学界的主要观点，进而寻找问题出路。

一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源。这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同一”的重大问题。目前学界持有四种观点：其一，鸦片战争结束的起点论。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已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3]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论。有学者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已经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4]至此中国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真正意义上的探索。^[5]其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起点论。有学者从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范式、方式方法层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发展的。^[6]其四，改革开放的起点论。有学者清晰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生之历史起点，^[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8]可见，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源”这一问题尚存争论，亟待加以厘清。

二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具体关联。目前学界大多以中国共产党在四个历史时期接续奋斗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来界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起着何种作用？是否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程？对此，学界持有两种观点：其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程把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成熟与定型。有学者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历史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9]其二，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目标、任务及其实现路径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与实践历程，认为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回答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0]综上可见，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关联的讨论，实质上仍旧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出场的问题。

“对基本概念的考察和分析是研究一切理论问题的起点。”^[11]然而，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回顾，发现学界在相关概念的使用上，至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界限不清、模糊混用的问题。那么，对此如何界定、区分？看起来相似的名词术语，具体又有何不同与关联？这是亟待回答与解决的问题。

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未来走向和最终目的上存在相通性

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全部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和人民作出的必然选择，是契合世界现代化进程得出的重要结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明确定位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坐标。一是要辩证认识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优势与挑战，走人口高质量发展道路。这要求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有效发挥我国大规模人口在经济体量、商品市场的优势与红利，以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优化我国人口结构、打造人口发展新态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期人才红利。二是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与长期过程，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这要求持续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人和社会的实质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三是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道路。这不仅要求提升物质层面的“硬实力”，更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软实力”提出更高要求。要以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活力的高度契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撑。四是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要求推动我国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生态化发展体制机制，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期战略支撑。五是要辩证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与国际态势的内在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要求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自身发展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自身综合国力及国际话语权的大幅度提升，推动构建更为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空间。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为我国人民谋发展，更以宽阔的国际视野为世界谋发展。因此，在新征程语境下、在国际现代化发展态势下，我国已成功打造出实现现代化的新模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崭新选择。

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历史起点上存在根本差异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端要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早得多。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洋务派“师夷制夷”的“防卫性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起点。在“自强”、“求富”的口号召唤下，中国早期工业化拉开帷幕，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奠定了前提基础。经过维新变法与立宪运动，资产阶级、新兴社会群体开始有了政治思想及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意识，对封建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进行了现代化反思，并通过辛亥革命作出现代共和体制新政权的尝试。尽管受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与妥协性的限制，其所宣扬的共和制并未落地生根，但民主共和思想的广泛传播却实现了万千民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国家重建”的诉求，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改革”式的防卫性现代化逐步过渡到“革命”式的自为性现代化。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出路的探索，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对国民经济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制度设计，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独立探索工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积累，中国共产党以充分的历史主动与历史自觉，反思我国现代化事业出路，最终得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结论，完成了自为性现代化到自觉性现代化的转变。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作用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体系化发展态势。

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名词术语总在其概念定型成熟之时出场，但这并不代表名词术语的提出时间就是其历史出场的确切时间。要深刻理解该名词术语，应当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不能排除和忽视名词术语出场前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作用。基于此，在开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关研究时，要充分肯定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清除了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照搬苏联模式到以苏为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及教训，推动我们党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得到有效结合，我们党重新规划发展路线，坚定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两步走”战略进程的推进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发展作了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苏联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扬弃，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理论，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领导力量上不完全吻合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变革了旧式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彻底变更旧的社会形态，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打造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障和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铸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纵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领导力量，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一切历史成就都归功于党的领导。

而“中国现代化道路”除中国共产党领导外，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等各种政治力量轮番出场。19世纪中叶起，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推动农民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清革命运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动地主阶级洋务派“师夷制夷”、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共和”的实践探索。虽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初步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瓦解，近代中国已迈出现代化第一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力求文化救国，将中国现代化由技术层面引入文化、经济领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入更深层次。陈独秀的“欧化论”、“现代人说”，胡适的“西化论”、“西化优于东方化”，梁启超的“中西互补论”、“新民说”，梁漱溟的“世界文化比较”、“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等，宣传了民主与科学，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前提。当时，各种主义轮番出场、激烈碰撞，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进一步拓宽了国人对现代化的认知。20世纪30年代，《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的大讨论，以“现代化”的概念逐步取代狭隘的“西化”、“欧化”，跳脱出以往的东西文化争论，将中国现代化出路的问题引入经济领域。以恽代英、杨明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以工立国”论，同章士钊等人的“以农立国”论展开激烈争论，为党的七大作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2]的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业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认知。

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根本性质上存在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论》开篇便提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3]其中提及的“资本主义生产”便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的观点。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同时，马克思用“现代的灾难”来形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暴露的逐利性、剥削性。列宁在此基础上，以“电气化”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用“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14]的公式初步勾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框架。根据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轮番探索的失败教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首先取得民族独立，才能为集中力量开展工业化建设创造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党成功带领人民群众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坚持的指导思想及其领导力量，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现实目标、价值指向等层面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针对效仿与照搬苏联“水土不服”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指出：“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15]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束缚，开启了独立探索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尽管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但同以往过度依赖他国现代化经验相比，我们党独立探索的实践也迈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推进，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来的创新发展，全面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成功推进和拓展”的论断。^[16]

而“中国现代化道路”由于其领导力量的多重性，因而在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上经历了封建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的多次转变。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与技术，进而维护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巩固封建王朝统治，是封建性质的早期现代化。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已触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囿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资本主义性质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好也走不通。经过辛亥革命以来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与思考，经过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论争与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勇担中国现代化历史重任，从建党之日起便将推翻资本家政权、消灭私有制作为党的纲领，确立了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进而通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5.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叙事逻辑上存在差异

“中国现代化道路”以革命叙事为主要逻辑，从革命历史视野叙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因外因，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与定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叙事逻辑通过以革命为主线、现代化为主题、中国人民探索实践为对象，讲述了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具体历史阶段、具体国情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肯定了从前一切政治力量围绕现代化所作的有益探索；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了先决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打造了政治、制度及物质基础，回溯了党领导革命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呈现了革命的正当性。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传入我国，掀起了各界关于革命叙事的讨论热潮，学界开始将中国现代化道路置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史。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推进历程主线，从整体性视角具体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形成过程，着重强调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作用，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如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等重大问题。^[17]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力与国际认同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讲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来龙去脉，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科学内涵及先进本质，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向与现实走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叙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史，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百年奋斗史，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了理论铺垫，为接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汇聚了磅礴力量。

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早前“西化”、“欧化”道路行不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及中国革命特点作出的抉择，经过巨大牺牲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带领苦难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特点，创造性地实现了列宁的和平赎买思想，走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逐步确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党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制度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创造性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准了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六个必须坚持”，秉承“两个结合”，植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扎根中国土壤，以自身实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展现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

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念的出场语境存在差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诸多论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作了理论铺垫。我们党立足时代变化与实践需要，总结我国现代化规律和历史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命题高度概括和总结了百年来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独辟蹊径创造出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视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更为世界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具体指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开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走自己的路”，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的质疑；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旗定向，制定并完善一系列基本政策，形成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理论辩护与理论阐释；通过改革开放成果共享，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定了全体人民的信心，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二十大等多个重大场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18]“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19]等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本质内涵上存在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是回答“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核心要义是以工业化为牵引，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的视角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围绕这一核心要义，我们党通过带领人民进行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竭力破除封建所有制束缚，建立了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着力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局面。通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我们党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极大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此可见，我们党紧紧围绕现代化，把握传统性与现代性、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的内在关系，在实践中同步推进了生产力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是回答“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围绕这一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勇于破除“两个凡是”思想桎梏，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推动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聚焦重大时代课题，着力解决发展过程的重大问题与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

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实目标上存在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实践指向，指明了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目标与革命任务紧密联系。为实现民族独立，确立了要求实现“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20]培养“现代化工人”^[21]等经济的现代化目标，要求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22]的军事现代化目标，要求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23]的政治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紧密联系。1954年，周恩来在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基础上，提出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奋斗任务。随后，毛泽东通过仔细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进一步提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了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大任务，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两个文明”，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增添了诸多具体目标，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4]百余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目标同各个历史时期、具体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紧密联系，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其整体目标，始终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目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多有体现。在最早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础上增添了美丽、和谐的新要求，更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锚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整体宏观的视角对我国各个领域、各项工作制定了总体目标，以“市场、民主、先进、和谐、文明”定义了中国特色，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