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表2可见，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主要由印刷公司、早期党组织、各类社团创办，刊期有周刊、旬刊、月刊、季刊等。虽创办时间不一，出刊期数各异，但大多数报刊都刊载过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过程中，浙籍先进分子主要围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劳工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俄国革命经验等内容进行介绍与宣传，初步促进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感受和理解。《浙江新潮》在其《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并指出：“改造的责任，在于工农劳动；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这篇发刊词明确了创刊目的，认识到“劳动界”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浙江新潮》“这份刊物在社会上一出现，即令广大民众刮目相看”。《责任》由沈定一、宣中华等人创办，其宗旨是“总合一切我的‘人’，各个做‘人’的事，无论谁都有人和己底的责任”。该杂志发表的文章内容广泛，语言文字、版面设计等生动鲜活，尤其对农民问题和工人运动高度关注，对于开启民众阶级觉悟、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浙江工农运动相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曲江工潮》由浙江工人组织创办，开辟了浙江省创办工人刊物的先河。这本刊物在致力研究新的科学技术、实现对旧产业变革、为工人谋利益的同时，还希望通过教育加强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作为这本刊物的创刊组织，经常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及相关知识，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尤其是在工人群体中的早期传播。浙籍先进分子除了在浙江省内创办报刊，还在其他省市创办或参与创办报刊，如广州的《劳动与妇女》、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

与此同时，浙籍先进分子还在全国有影响的多种红色刊物上发表文章，争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和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约有1115篇文章出自浙籍先进分子。沈定一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劳工问题的现状和解决办法，他指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世界负担了很充实的责任底农夫和工人，中间因为有国家、法律、种族，种种不同而发生这种不幸的制度，就成了‘扳倒石头压自己底腿’的结果”。同时，他还发表《“劳工神圣”底意义》一文，阐述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发表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相》一文指出，“从前世界各国，不明白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外间所传多颠倒黑白，以为布尔什维克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现在才晓得布尔什维克是很有纪律，很有秩序”，肯定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严密性和先进性。浙籍先进分子还非常关心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妇女解放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妇女评论》《劳动与妇女》《妇女声》等报刊上发表百余篇文章，鼓励妇女参与到中国革命斗争中。这些积极有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创办报刊，浙籍先进分子还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性探寻，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如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沈雁冰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美国共产党党纲》《国家与革命》等。浙籍先进分子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此外，浙籍先进分子还积极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及活动领域，参与创办各种社团、工人夜校、互助会等组织，对农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早期组织，其中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等7名浙籍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力量。他们经常通过座谈、讨论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并且充分利用《新青年》等各种刊物作为宣传阵地，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

作为全国最早的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过程中，主要由浙籍先进分子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叶天底等负责组织与筹备，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还积极参与筹建浙江青年团、杭州印刷工人组织，开办工人夜校，促进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推动工农群众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在浙籍先进分子的帮助下，1920年七八月间，杭州印刷工人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这是浙江成立最早的工会组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互助会创办了《曲江工潮》杂志。1921年1月，互助会还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宣中华、施存统等浙籍先进分子为工人作时政演讲。除了开启工人阶级思想觉悟，浙籍先进分子也很重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1921年4月，浙籍先进分子在杭州萧山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他们通过走访和社会调查，向农民进行宣传，动员农民将其子女送到该校读书。1922年，衙前农村小学分别组织了“全省小学教师夏令营”和“小学教员教学研究会”，集中全省小学教师宣传马克思主义。衙前农村小学成为教育农民的活动中心，为衙前农民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力量。

综上所述，浙籍先进分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各种载体、调动各种力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范围和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浙江工农运动的结合，为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完成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不仅清晰地展现了传播主体、传播路线、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时代特征，也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鲜明的浙江特色。

（一）传播主体：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根柢

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历史文化特质和精神文化品格对其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根本原因在于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同时也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有着对人类文明的共同关注，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众多民族和区域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的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形态。其中吴越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深厚底蕴和突出特色的区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浙籍先进分子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从历史变迁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吴越地区的生存环境较为严峻，浙江先民在与恶劣环境斗争中淬炼出来的求真务实、勇敢拼搏精神深深浸染着浙籍先进分子。浙籍先进分子或多或少都受到王充“疾虚妄”的经验实证哲学思想的影响，受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熏陶，反对空谈道理，主张“义利统一”。在民族危难之际，浙籍先进分子坚定选择能够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马克思主义，以切实有力的行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革命斗争实践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从文化风范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积淀的过程中，吴越文化拥有的勤思、细致、灵活等特点，以及蕴含的理性批判精神也深刻影响着浙籍先进分子。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人承续历史文脉，承担起精细繁难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工作和深情温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工作。从地理环境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凝结的过程中，京杭大运河的开辟，促使吴越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频繁互动，近代以来江浙沿海地区的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加速，积极进取、开放开拓的文化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浙籍先进分子，促使他们远赴欧美、日本和苏俄留学，学习新思想和新知识，他们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基因和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体的思想观念中就自然地也是必然地存在着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的开端。

（二）传播路线：依托上海向浙江省内辐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上海和北京两个传播中心，同时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逐步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浙江毗邻上海，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路线有别于其他省市。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沪杭甬铁路、沪甬航线的开辟，拉近了浙籍先进分子与上海思想文化交流的空间距离。上海的政治氛围较为宽松、经济发展快速、思想文化活跃，成为浙籍革命者的“避难所”和先进文化的活动中心，他们聚集在上海从事建党及其他革命工作。五四运动后，浙江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凭借着与上海地缘人文的亲密关系，“一师风潮”后受到排挤的陈望道、施存统和俞秀松等离开浙江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们到达上海后，与戴季陶、邵力子、沈雁冰等人迅速建立了联系。通过乡友关系，他们在上海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浙江人际文化关系网络，积极参与上海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逐渐成为领导上海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并将影响力延伸和辐射到浙江。同时，浙籍先进分子还积极参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邵力子、沈定一曾参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俞秀松曾给维经斯基做过助手。因为上海与嘉兴交通便利，在党的一大会议被迫中断时，参会人员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上继续开会，浙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这与浙籍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浙籍先进分子以上海为革命活动中心，为上海和浙江的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上海地委）成立，陈望道担任书记，主要负责上海、浙江等地党的工作，委员会由浙籍先进分子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组成。在上海地委兼区委的领导下，1922年8月，浙江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中共浙江地方组织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杭州小组相继改组为杭州支部、中共杭州独立支部和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杭州地委）。在杭州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上海和浙江省的其他地方党组织也相继成立。1926年1月中旬，上海区委派徐梅坤来宁波组建地委，同时上海区委调华林来宁波任职。在宁波地委的推动和领导下，宁波党组织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浙籍先进分子不断加强与上海无产阶级革命党团组织的联系与互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创建，充分彰显了依托上海、向浙江省内传播辐射的特点。

（三）传播内容：从零散介绍到全面深入

文化传播不仅是一个输出过程，更是一个接收吸纳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散的、片面的，浙江亦是如此。1903年留日的浙籍学生以传播新思潮为主要思想内容，在日本创办了同乡会刊物《浙江潮》，这是一个涉及文学、社会、艺术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刊物。《浙江潮》曾发表过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文章，叙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额日众，社会之幸福日薄，百实业骤兴，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指出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本质和趋势。这是浙籍先进分子向读者介绍社会主义的开始。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浙籍先进分子通过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价值追求、核心要义，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浙籍先进分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无产阶级联合”中看到了工农阶级身上蕴藏的革命力量和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正如陈望道指出的那样，“劳动者唯一的依靠，就是‘劳动联合’”。邵力子也认为工人阶级不能依赖资本家，要尽快组织起来，走向工人阶级的真正联合，直呼“工人受了这种教训，还不觉悟到资本家的团体总靠不住，非要自己赶快起来组织真正的团体不可吗”。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浙籍先进分子开始将理论与本地革命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全面，从具体观点方法，逐渐进入科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浙籍先进分子开始组织青年运动、探索工农联合、组建进步社团，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浙江的革命实践，逐步推动了传播内容从零散介绍到全面深入的转变。

（四）传播方式：注重媒介的选择与优化

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载体，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浙籍先进分子高度注重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与优化。他们创办了大量报纸杂志，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改进传播方式和形式。比如前文所述的《浙江新潮》《责任》等报刊都注重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形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原本是以介绍西方各类思潮为特色的综合性刊物，十月革命后，邵力子开始接触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书刊，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觉悟》的办刊方向和办刊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开始以鲜活的语言刊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还在最醒目的版面刊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邵力子本人也执笔在《觉悟》上发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正是因为对传播媒介的不断优化，使得《觉悟》的办刊方向越来越明确，成为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刊物之一。同时，浙籍先进分子不局限于纸媒的传播，还通过不同的媒介来扩大传播渠道，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如积极创办社团、工人夜校等群众组织，结合工人群众的习俗和情感，在维护工人权益的过程中，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此外，他们还创办了“永嘉新学会”“浙江新潮社”“少年中国策进会”等先进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关注传播方式，注重媒介的选择、拓展与优化，成为浙籍先进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十分鲜明的特点。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有传播主体的深厚浙江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风貌相结合的突出特点，有沪杭地域性密切交融和人才思想密切交流相结合的鲜明特色，也有外部报纸杂志和内部思想情感沟通相结合的明显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正是因为立足中国广袤的大地，结合中国实际和地域地方特色，才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才有了中华民族气势恢宏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力量，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孕育。

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经历了生动而艰辛的过程，取得了重要而显著的成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刻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根脉。

第一，坚持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过程中，坚持与救国救民的时代发展需求相结合是取得实效的关键。浙籍先进分子紧密结合浙江革命现实需要，同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论争，通过创办多种红色报纸和杂志、发动工农运动、参与创办党的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浙江革命实践。在引导工人运动方面，浙籍先进分子高度关注工人群众的工作生活，将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一员，并组织工人开展革命运动。俞秀松在厚生铁厂做工期间，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他与工人们密切交谈，结合生活实际，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工人的革命斗争意识。在亲身体验和实践中，他感受到工人阶级的现实困境，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促使他抛弃了建立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幻想，成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浙籍先进分子最先注意农村和农民问题。沈定一等领导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的最先发轫者”，“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与1921年9月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自此掀起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新篇章。他们通过在衙前创办农村学校，帮助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为了发动农民群众进行革命，他们采用挨家挨户走访的形式，了解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正是在他们锲而不舍的实践探索下，萧山衙前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才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衙前农民运动最后失败了，但浙籍先进分子并没有因此停下探索的步伐，宣中华、徐白民等依旧扎根农村，继续探索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浙籍先进分子在浙江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不是停留于思想观念，而是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浙江工农群众的社会生活实际而全面展开的。

第二，坚持发挥先进分子的示范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浙籍先进分子发挥了重要的先行和示范作用。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正是在这批先进分子的影响和带动下，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衙前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沈定一，不仅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而且还引导宣中华、胡公冕、徐白民等人加入农民运动实践。这批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的俞秀松，为浙江早期的党团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筹备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过程中，引导何赤华、唐公宪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团组织。他还承担上海外国语学社秘书工作，在管理学社日常工作的过程中，积极指导帮助张秋人、宣中华、叶天底、梁柏台等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进入学社。在学习过程中，这批有志青年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为日后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陈望道翻译的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正是浙籍先进分子发挥的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才推动和影响浙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革命斗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第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浙籍先进分子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浙江紧临上海，浙江嘉兴距上海不足百公里，近代以来浙籍先进分子纷纷去上海求学、谋生及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上海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条件。其次，浙籍先进分子充分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浙江提供机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积极响应，结束了清政府在浙江的封建统治，革命党人进驻浙江，并建立了军政府和省议会。尽管封建专制的思想和势力依然存在，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在浙江文化领域还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浙籍先进分子借助这样的条件加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再次，浙籍先进分子充分利用工人数量的增多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提供受众来源。“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其中浙江纺织业、针织业的发展最为快速。据统计，1915年全省共有针织厂2745家，11355名工人，年产值874864元。浙江的轻工业、机器制造业、煤矿开采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多，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浙籍先进分子坚持发挥这一优势，不断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后，浙籍先进分子充分利用传统吴越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提供思想文化基础。浙籍先进分子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吴越文化开放进取、经世致用、理性崇真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四，坚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传播载体与方式。任何思想理论的传播均需借助一定的载体，选择适应时代特点的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主要以报纸、杂志等纸媒为主，同时，社团、读书会等组织也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浙籍先进分子坚持走进工厂和农村，与工农群众一起做工、交谈，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熟悉他们的语言。通过实践调研，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亲切和善的方式对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提升了他们参加革命的阶级觉悟，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可以说，没有浙籍先进分子坚持顺应时代特点，及时运用新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方式，并深入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积极成果和广泛影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丰富历史经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的思想成果，凝结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科学理论的客观需求，展示着爱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的不懈探索精神，凝结着浙江人民尤其是浙籍先进分子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时代担当。这些宝贵经验，既源自历史，又指向未来；既发端于浙江，又散播于各地，让新时代浙江的“两个先行”获得红色文化的动力。

结语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历史，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早期传播的经验，我们能够获得多角度的思想认知和多层面的文化启迪。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展现思想力量，并在广大群众的精神世界里扎根和生长。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告诉我们，作为红船起航地的浙江，红色血脉源远流长，红色资源广泛丰厚，只有坚定地守护红色根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行稳致远，才能坚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告诉我们，先进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让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紧密结合，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实现人生的理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发展，也必然是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过程。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