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桎梏，更新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为广大后发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已经初步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社会主义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民性
作者晏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5期
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是中国人民追求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共产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上述论点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的孜孜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辉煌的实践成就超越了既有现代化模式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一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通过丰富现代性内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论等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的飞跃，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拓展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现人的解放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大拓展了人的自由的边界，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进步性，甚至一度代表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重要选择，但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的终结”，它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开启的，17—19世纪，资本主义代表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也代表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立足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当时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子系统也发展起来，它们与经济子系统一道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面向——资产阶级逐渐掌握国家权力、成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社会逐渐分化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两大阶级。在生产力和资本的推动下，西欧原先的封建制逐渐瓦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反过来推动了统一市场的形成，成为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不仅如此，在资本的驱动下，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历史也由此开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明”指的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前工业社会的农业文明相比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人类的文明新形态。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就此终结，相反，它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首先满足的是资本增殖的需要，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对人的束缚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西方先发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启和发展建立在剥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的确立，是建立在殖民掠夺、战争、“羊吃人”运动等对人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正如《资本论》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出现就带有“原罪”。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牺牲殖民地的发展为代价，欧洲制造业取得了进步”。另一方面，先发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开发专利技术、用于生产、形成垄断，赚取超额利润，扩大与后发国家的差距，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维持并继续扩大这一差距。很长一段时间，“西欧和美国包办了世界上所有的技术研发，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世界‘生产函数’，它规定了可供所有国家选择的技术”，“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富裕国家过去开发的技术”。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约为十亿，而全世界人口已超过80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走上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哪怕是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分化也很严重。第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受益程度与经济增长、资本增殖的幅度不成比例。通过研究18世纪以来财富和收入分配变化的相关历史，托马斯·皮凯蒂指出：“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占有工人阶级更多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创造比以往所有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之后工人阶级通过工人运动（特别是先进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例如第二国际）的不懈斗争，资产阶级才决定让出少部分利益，工人的工资购买力才出现显著上升。20世纪广受追捧的福利国家模式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与此同时，“前1%人群的收入出现了令人眩晕的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新冠疫情又席卷全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近年来兴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更是将资本主义剥削的触角伸向了平台用户等非雇员群体，并通过增加雇员和用户的劳动时间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三，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既剥夺了同时代人发展的权益，也剥夺了子孙后代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一方面，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势力，通过经济、金融甚至武力等手段，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收割其“人口红利”和发展成果，剥夺了这些国家同时代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环境的恶化，大量的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及一系列环境灾难的重要因素，剥夺了子孙后代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而且，“生态系统由资本与自然的矛盾统一构成”，“资本已经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大生意”，“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即使是在环境灾难中，资本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流通和积累”。资本主义不仅会制造环境灾难，还会将对灾难、气候变暖的治理变成资产阶级进一步牟利的生意和工具。第四，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向度”加大了人的解放实现的难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因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形式是赤裸裸的。经过资产阶级主动的改良和在工人运动压力下被动的改造，随着具体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所谓选举民主，制造消费主义陷阱，普及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但事实是，这造成了人获得自由的假象，更容易使人失去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放弃抗争和追求真正的解放。“资本从来就不畏惧为了逐利而摧毁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资本试图掌握有关我们只能借由改变世界来改变自己（反之亦然）的辩证”。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他所处的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社会整体日益增长的不合理性、生产率的浪费和限制、对侵略扩张的需要、经常的战争威胁、剥削的加剧、人性的丧失等弊端；但是，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制度都在阻止能够扩大社会合理和自由程度的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而这一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自由。”发达的工业社会已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全景式的微观权力驯化了社会成员，压制了批判、反思和超越的可能性，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解放更加艰难。从实践和历史来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两方面的作用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解放，但远远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即是没有真正实现的表现。以社会党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和力量，在抛弃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后，面对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难以提出有效的替代性方案，社会民主主义面对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和运动的冲击难以发挥作用。而西方现代化道路和经典现代化理论被套用到后发国家身上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境况。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社会形态，这种先进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人的解放的实现上，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要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一）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沙俄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和落后的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原因，沙俄在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落于下风，国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最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打开了历史的一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运动到实践、制度的伟大跨越，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政治保障，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带领下，俄国人民开始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苏俄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建设初期不以掠夺他国为手段。1918年春，列宁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重要一条是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之后，随着理论上实现从“一国胜利论”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飞跃，实践上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上的转变，苏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想逐渐清晰，开始进行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四大正式提出工业化方针，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期间，苏联的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1/3；1932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2%，与1913年相比，国民经济总产量增长了近8倍，生产资料产量增加了13倍；1940年国防开支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加到32.6%，军队人数扩充到400万。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通过加速农业集体化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形成了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制，通过工业化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强大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基本消灭了失业，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大的优越性。苏联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形成了苏联模式，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给很多国家选择社会制度做出了榜样，推动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实上，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忽略了苏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对人民民主的向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剧变和解体。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长期以来，苏联侧重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能够为人民群众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生活必需品短缺，排队购物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之后，消费品严重不足，通货膨胀加剧，财政赤字大幅增加，黄金储备迅速下降，黑市盛行。1989年，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只有200种能保证供应，211种食品中188种供不应求；1990年，除肉、蛋、奶外，谷物、蔬菜、瓜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未达到《苏联食品纲要》和“十二五”计划调整后的总产量指标和人均消费量指标。第二，民主诉求得不到满足。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上的集权。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民主的缺失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党内民主集中制弱化，党内监督机制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受重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大清洗运动”、个人崇拜、“夜间人现象”、“厨房争论”现象、流传甚广的各类政治笑话等均是人民群众民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集中反映。第三，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社会公平正义难以实现。随着职务名册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苏联国内逐渐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在日常生活中，该阶层享受名目繁多的特权，过着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生活；在政治上，领导干部不仅一度可以终身任职，而且通过互相推荐任用，使得官位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有学者认为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为30—44倍；有学者则指出，20世纪30年代这个群体与低薪劳动者的工资差距约为30倍，这一数值到50年代初扩大到50倍，到70年代则扩大到100多倍。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明显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和现象，不但造成了明显的社会不公，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还损害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苏共的威信，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苏联后期，它成为动摇社会主义苏联的重要力量；苏联解体后，这个阶层的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寡头。有研究表明，1992—1993年俄罗斯100家最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人中有17%来自共青团。苏联解体、苏东发生剧变的原因众多。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未能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社会主义的期待，没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创造足够条件。
实现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的普遍诉求，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多数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已经多次与现代化擦肩而过。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肇始于17世纪的欧洲，在工业化的加持下，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欧洲（特别是西欧、北欧）、北美等区域率先形成一批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工业国。先发国家一度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给世界上占大多数的后发国家树立了榜样，让后发国家仿佛看到了光明的前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明治维新标志着东亚国家日本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二战后，随着亚非拉一大批国家获得民族独立，更多的国家开始奋起直追，纷纷走上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和地区抓住先发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政府或政党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等因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国内外学界一度热衷于讨论“东亚模式”，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适配性问题。但是，由于内外诸多复杂的原因，更多的后发国家长期陷于难以发展、或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泥淖，它们长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李嘉图陷阱”等各式各样的发展困境，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中、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深刻的、失败的教训。（二）多数后发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多数后发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工业化，然而现实中很多后发国家无法建立起真正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些国家沦为初级产品出口国，无法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导致国家处于“依附”“边缘”“半边缘”地位。以阿根廷为例，它于19世纪后半叶开启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发展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再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结果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914年，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主导下，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的阿根廷90%以上的黄油和糖、80%以上的冻肉出口到英国。过度依赖出口也决定阿根廷的经济对外部具有强烈的依赖性。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市场萎缩，阿根廷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二战期间，阿根廷经济开始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变，但由于内外因素影响，长期性、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一模式也陷入发展瓶颈。20世纪80年代，经济恶化、国内矛盾激化的阿根廷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改革并没有带来长久的繁荣，有数据显示，2023年的阿根廷通胀率高企，至少4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另一方面，很多后发国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人民无法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安定的生活环境，更谈不上自由全面的发展。比如，二战后，非洲很多国家实现了独立，但是随之而来的“内战、族际冲突、社会动乱、军事政变成为影响非洲稳定的首要因素”，非洲国家并未赶上其他国家的步伐发展起来，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还未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一些国家忽视本国国情，盲目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动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全球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进一步增加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难度。后发国家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可归纳为主客观两方面。主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其一，没有将现代化一般规律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其二，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其三，没有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无法处理好社会矛盾，难以跨越各类陷阱。客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其一，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后发国家难以改变“依附”地位；其二，外国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会进一步拉大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取得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价值取向、制度建设、实践经验等多个维度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深化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拓展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中国共产党突出现代化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并超越它。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即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而不是被少数人占有。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朝着解除人对物和人的依赖的历史过程。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制度的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是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制度。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不断完善并发挥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意义重大。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如今已不是传统的管理和因应手段所能应付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一些先发国家靠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同，中国靠向内部深挖资源与动力积累发展所需的“第一桶金”，中国的发展是依靠中国人民自身艰苦奋斗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带领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时代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中国不但自己发展了，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将发展成果惠及世界。苏东剧变的发生既标志着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归于彻底失败，也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资产阶级学者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吸取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对其有明显的扬弃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90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即不再在宪法层面承认苏共是苏联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决定在苏联建立多党制。之后苏共的覆亡、苏联的解体、国家的改旗易帜都是从苏共丧失领导地位开始的。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初心使命与历史任务，负责任地担当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职责，治好国、理好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理念，“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通过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和政策，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并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全体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纵观苏联历史，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程度的集权意味着集中力量和资源，有利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但是，过了这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创造条件、完善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很多现代化探索不顺利的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国内外关系与矛盾，既实现了独立自主地发展，也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一方面，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和政治前提。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包括对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对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而这是后发国家能否赶上先发国家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带领中国人民独立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使得发展成果惠及中国人民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或组织占有。相反，一些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长期受外国政治势力、跨国公司等经济垄断势力的制约甚至控制，长期处于“边缘”的“依附”地位，发展成果无法为本国广大人民所享有，导致国家的发展缺乏后劲。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现代化。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最显著的标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自2010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将高质量发展提高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的高度。另一方面，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但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动荡。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经济并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巩固执政基础，保持了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
从人的解放的意义来看，现代化进程是不断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的过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是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只有“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才能“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才能“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才能“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社会合理和自由的程度，决定于它被一种本质上新的历史主体所组织、支持和再生产的程度。”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主导，中国式现代化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偏航，不断再生产社会公正与自由。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途径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通过各种实质性的政策举措不断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价值追求决定了它是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如果中国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意味着14亿多人将逐渐摆脱对物和人的依赖，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还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努力为全球提供更多种类、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广度和深度，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了理论智慧，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最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