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遵循
孟庆龙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科学认知和价值规范是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两个维度。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看，不管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苏联式现代化，科学认知和价值规范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都是不在场的。这也是西方式现代化危机和困境丛生，苏联式现代化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所在。作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遵循科学认知和价值规范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逻辑，经过百年奋斗，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后发国家推动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知；价值规范；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这一论述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贯遵循，既从历史基础、历史方位等科学认知维度，又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价值规范维度，在交叉融贯、辩证统一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整全性阐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超越现有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全新文明发展范式。
一、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更是各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回望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出场前，世界上大体出现过两种主流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也最先成熟于西方。借助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西方社会孕育了以资本主义为制度形态的现代化模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这种制度形态呈现出普遍性的物化现象，“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89-90。这种普遍性的物化现象，不仅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的力量和结构而存在，还作为一种事关人的生存和活动的方式渗透并内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既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皆可用“物”来表达，那么社会生活的一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可以通过以认知为目的而进行的经验描述和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这直接导致孤立的、静止的非批判的诸如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认知进路的盛行，并进一步将其机械地看作具有支配地位、决定力量的方法原则加以遵循和服从。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指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差别不在于赚钱的欲望上，而在于如何赚钱上，“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3]41。这种利用标准化、组织化的科学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劳动进行生产、获得利润的合理化方法和原则又被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当然，资本主义在强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认知进路的同时也非常强调自由、公平、正义、平等等价值规范。但这些价值规范本质上都是框定在资本主义制度限度内的，是被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原则和方法所机械决定的，归根结底，只是资本的本性和规律的反映。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看，正是在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认知进路的推动和影响下，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步入现代社会，不仅经历了西方社会“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了工业化、都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制化，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先发地建构了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借助其先行建构和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垄断了现代化进程的具体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的进步模式。但西方式现代化绝不是对现代文明的历史性确证，绝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照的光”，毋宁说是对于他们的证伪。西方式现代化在不断创造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同时，又在血与火中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撕裂，生成一系列诸如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科技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等难以克服的历史悖论和“现代性问题”，暴露出非文明的特质。可以说，对抗性的矛盾深深地植根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土壤中。在西方式现代化日益成为垄断性、唯一性发展模式的同时，在世界的东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苏联”）成立。苏联的成立，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性、垄断性，开放并生成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苏联式现代化新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主要受到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认知进路影响不同，苏联式现代化更加强调价值理念的范导性作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设定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照搬照抄到现实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在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理论效应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苏联式现代化彰显了蓬勃的发展力量。仅在“一五计划”期间，其工业产值就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但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这种单纯强调价值理念作用的苏联式现代化的负效应日益凸显，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苏联式现代化最终走向失败。苏联式现代化走向失败，是不是表明除了西方式现代化，并不存在其他现代化模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理论，无可置疑地向世人昭示了现代化的多元性，在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之外，存在“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821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出发点的可能。众所周知，苏联本质上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历史基础上，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形态跃迁的。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意味着，生产关系既不能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也不能长久地超前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换言之，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苏联本应在发挥共产主义优越性、范导性的同时，借鉴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深化和增强自身历史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规律认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变革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达到一个相互协调和统一的状态。但现实是，苏联在现代化历程中不顾小农经济占主导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国情，脱离生产力状况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因素”，极端地向“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方向冒进，不断加剧生产关系变革，甚至公然与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实际相背离，宣称只需要10—15年时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在现代化历程中，苏联将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和形而上学化，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夸大化和绝对化，以至过于强调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而忽视了历史基础、现实实践对价值理念的基础性、本源性作用，进而导致价值性吞噬现实性，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并最终走向失败。以上历史和事实说明，不管是过分强调机械性的科学认知进路还是过分强调抽象性的价值规范进路，都是存在问题的。针对这种非此即彼的考察方式，马克思一贯持有否定和批判态度。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非此即彼的社会历史叙事来形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方面，针对施蒂纳、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将“观念支配世界”的哲学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施蒂纳、鲍威尔企图通过抽象的理论批判以及改造人的思想来改造现实社会进而推动人的解放，不过是同特定社会的“影子”“词句”作斗争，根本无济于事，是“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5]288，最终只能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亦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6]294费尔巴哈用“宗教的爱”取代世俗的爱，将人与人之间感性真实的社会联系抽象化为纯然无私的“爱”，用抽象的道义规范裁定历史趋势，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简化为彼此依赖、相互关爱，这是把“人”作为不加分析的预设前提，以人的一成不变的本性去说明人的存在，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对社会历史问题作出的唯心主义解释。另一方面，针对19世纪70年代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青年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机械地、独断地歪曲为经济分析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不无失望地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7]590恩格斯也在致信布洛赫时解释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591可见，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清楚明白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发展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或否定的鲜明观点。质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历史的两个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的总的方法论，其内在地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以认知为目的而进行的经验描述和理性分析的维度，二是以规范为目的而进行的价值评价和范导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并且，马克思主义里面还有一种认知因素，这指的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或理解。”[8]13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一段简要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591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段经典表述鲜明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其基本精神是强调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要从物质生产的变化来论证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变化，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无论是《莱茵报》时期通过政治实践对人民的需要、利益和呼声给予的极大关注，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讨论和省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发展内涵的充分凸显、《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53的著名论断，抑或是《资本论》中随处可见的关于资本对劳动者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的无情批判，在经济学的实证味道日益浓厚的同时，马克思从未放弃对人的现实观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理论生涯和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这两个维度不可辩驳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以单一视角研究社会历史的社会理论，而是一种多维度、多视角的综合的、整体的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只聚焦对世界的科学认知而缺乏对人的价值关怀，必然会把社会事实从现实生活中、从与人的生存紧密关联中抽离出来，从而陷入僵化的、机械的事实性描述和分析，“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5]525-526。这样，原本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维社会关系的历史图景就被简约或还原为单纯的因果推演和僵死的数据，进而漠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对包括现代化在内的人类文明历程引发的一系列制约和危及人的发展的问题视而不见，最终陷入没有矛盾存在的终结论和宿命论泥潭。在那里，资本主义既不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值得褒扬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合理的”。相应的，如果只聚焦对世界的价值设定和终结关怀，将价值规范只是理解为一种应当而缺乏科学的基础以及实现的途径，就必然会将价值规范所关涉的道德原则、人的发展原则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并进行无关痛痒的抽象的道义性评价和构划。这样，原本丰富的、具体的理想社会图景就被抽象为一幅道德的“海市蜃楼”，沦为虚妄和空想的乌托邦。在那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描述和分析没有了，共产主义不再被看作是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道义目标，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都是一种价值应然。不同于单纯强调事实性描述和分析的机械主义的历史观，也不同于单纯强调价值规范的抽象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综合的、整体的社会理论。一方面，社会历史发展是受内在统一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必然性、规律性，“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7]591。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发展又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界发展的历史，纯粹自然界的活动和运动规律是在没有人参与情况下的一些盲目力量自发作用形成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295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既不能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去把握，也不能从思辨的、抽象的方面去理解，必须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5]231-232也就是说，考察社会历史发展必须坚持和遵循科学认知进路和价值规范进路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致思理路。所以，马克思在为人类社会设定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后，无比清醒地指出：“一个现实领域的纯粹理想性只有作为科学才能存在”[10]14，“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5]574。既然价值理想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那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规范就具有客观性，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是可以把握和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被冠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始终以“自由、幸福、美好社会”为价值理想的现实的运动。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特性，也是超越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开启新的文明形态的一把“钥匙”。诚如列宁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1]83。也正是通过遵循科学认知维度和价值规范维度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经党的百年奋斗，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扬弃了西方式现代化、苏联式现代化的“单向度”发展模式，通过不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仅建构了具有整全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模式，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
历史地看，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实践和模式开启之前，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后发国家一定程度上都在试图效仿和照搬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但过去200多年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可谓凤毛麟角。显然，西方式现代化并不适用于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为我们开放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可能。作为一种与西方式现代化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新模式，苏联式现代化在引领早期苏联快速发展上显示了气势磅礴的力量。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走了以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为主体的苏联式现代化道路。但随着苏联式现代化脱离历史基础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运用日臻成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下，当代中国创造性地生成了一条既适合自身发展实际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全新模式。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基础的科学认知与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理想的统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探索中国社会革命与发展进程的内在规律，并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变革。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2]630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基础与中国革命斗争目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科学论断。正因为毛泽东真正领会并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深刻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科学认知进路与价值规范进路的辩证统一关系，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由领导人民革命转为领导人民建设。但由于历史原因，成立之初的新中国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针对新中国这样的历史现实，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3]341因此，1953年，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脱离了历史基础的社会主义只能陷入空想，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基础和基本国情，建设“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439。“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绝对化的价值理念主导的苏联式现代化的弊端，所以在建构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毛泽东尤其强调要以苏联建设为镜鉴，牢记落后的农业大国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大的历史基础和基本国情。毛泽东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理想观照和引领下，在中国历史基础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新探索，虽后期有起有落、有进有退，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5]5，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以后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时代。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体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知与追求“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价值理想的统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和反思苏联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化构想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新概念。他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与西方相比“把标准放低一点”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的现代化[16]237。“中国式的现代化”特别是“小康之家”的提出，表明邓小平不仅充分认识到苏联式现代化的弊端，而且已经能够自觉摆脱苏联式现代化的羁绊。此后，邓小平更是在充分把握科学认知与价值规范内在张力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就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的阐释，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上，即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7]15的发展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目标具体化为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从较低的发展目标作为起点，逐渐升高目标要求，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和审视的深化，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自觉和主动选择，是对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国内外现代化发展模式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的现代化行动纲领，展现了现实实际与美好前景的有机统一。在邓小平领导的“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下，中国不仅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5]25。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接续奋斗，持续探索，坚决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熠熠生辉，中国在正确道路上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知与自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理想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经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带领人民全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历史性成就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邓小平设定的“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16。这一历史性变革的突出表现就是我国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改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114。针对中国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亟待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地加强对中国历史方位的科学认知。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是这样一篇闪耀着新的科学认知的纲领性文献。总体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新的科学认知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两方面。理论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践上，在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实践上也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变小了。正是基于对理论创新和中国实践的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科学认知的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的认识也达到了新高度。从时间规划上看，相比之前规划的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规划提前了15年，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越来越精准，越来越自信；从衡量指标来看，相比之前的战略规划，新的指标体系更加多元，方向更加明晰，经济量化指标不再是唯一发展指标，美好生活、幸福感、满意感、安全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等多元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指标体系基本建构，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价值目标的把握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并集中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的阐发上。总之，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总体方法论。通过坚持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证明了存在成功通往现代化的不同路线，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迈向更高文明的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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