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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研学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日期： 2023-12-25 信息来源：点击数:

▍▶作者简介

张少难（1998— ），男，安徽阜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202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

摘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的反思与斗争中树立了正确的传统文化观，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基础。随后，在对如何运用传统文化提振民族精神、反抗外敌入侵，如何解决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等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现了两者的互相成就。同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实践，启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强调自身的任务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这一系列的深相结合，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凝结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又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取得了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对于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延续五千年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结合的基础：在反思与斗争中树立正确传统文化观

清末民初，在传统与西潮的碰撞中，在寻求救国方案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启发了民智，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在对传统进行毫不妥协的抨击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偏向。如陈独秀就曾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2］从该论述中至少可以看出其观点。第一，中国积贫积弱、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就在于封建旧文化的桎梏；第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是一体的，不存在好坏之分，要将其完全摒弃。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封建迷信、传统礼教等文化糟粕上，但对传统文化总体持排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

但是，这种态度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发生明显转变。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对中国进行着压迫与摧残。它们“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3］744。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唤醒全体同胞的救亡意识，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否定一切”偏向，并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联系起来，指出“一切的力量都要用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文化的力量也是其中之一”，要“使文化运动担负起统一救亡的任务”［4］。

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了重新审视与评估。中国共产党人呼吁利用一切具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救亡图存，指出文化运动是救国运动“最优秀的先驱者”，“最具忠肝热血的先驱者”［5］。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化运动主要着眼于内部改造，运动的目标着重在于反对旧的封建制度和文化。而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都要“一致地去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3］745。甚至“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3］746。基于这样的思维转换，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开始得到继承与发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同文化复古主义进行了有力斗争。重视传统并非文化复古，与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相反，文化复古主义的主张在于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用所谓“吾先民所固有”的话语拒斥文化的革命、拒斥社会的现代化，将民族复兴片面地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认为国家的衰微在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高呼发扬民族精神、重视民族传统以反抗外敌入侵的文化氛围下，蒋介石集团乘机提出了文化复古主义的主张，掀起了一股文化复古反动的逆流。如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就抛出了一系列污蔑共产党、鼓吹封建复古主义的词句。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注意到了这种主张的危害性，并进行了有力回击，如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他们指出，蒋介石不过是“想把封建时代愚民政策的统治施行到今天”，“要国民学习封建时代统治者所崇尚的行为”［6］，这并不是真正地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服务于今天的抗战建国任务。

在这一系列的反思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更加明晰与科学，树立了正确的传统文化观。

第一，实事求是地规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传统文化凝结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成果，是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深厚的文化基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就指出，中国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及近代一切先驱者所辛勤创造的伟大文明产业”［5］，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也强调，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但是同样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当前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7］708。所以，必须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同时，毛泽东指出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的落后因素。因此，对待传统文化时要把“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7］708。

第二，坚持批判继承，确立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艾思奇曾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举例，指出当前我们并不是要彻头彻尾地把它打倒，我们所要打破的“只是它被敌人利用的一方面，同时也要找出它的好的一方面”［8］。也就是说，要一分为二地对待传统文化，要善于发现并继承好的方面，为我所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的论述最为充分。在他看来，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707-708，并指出这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坚持洋为中用，确立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对待传统文化，不仅要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还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强大的包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都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所以，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的先进文化时，要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毛泽东就曾指出，对于“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7］706，这样一种工作在过去做的是不够充分的。他强调，不论是外国的古代文化，还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7］707，并以此来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实现一定的转变，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基础与条件。

二

结合的提出：在对以往文化运动的检视中提出两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其一，必须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使其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从而反对党内时常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二，在反抗外敌侵略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如何唤醒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此发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共识，以服务于团结抗战的需要；其三，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长远的，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服务于当前，还要同未来新社会的新文化相衔接。为此，又必须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赋予其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新内容。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文化界人士在对过去文化运动的检视过程中，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问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思考，逐步提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开始提倡两者的结合。

第一，曾经的文化运动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够。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就做出检讨，指出曾经的文化运动暴露出了对自己民族历史不了解和忽略的缺点，在对待民族文化时存在许多偏见和不理智的态度。有一部分人持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他们“不愿意科学地和理智地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不愿意在科学的指导下运用民族文化；也有一部分人喜欢抽象地空喊新文化的口号，却并不会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去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不了解这种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民间习惯上的深厚影响”［5］，也不了解如何改造固有的文化传统，不明白将新内容与旧形式结合起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为此，他们强调要将科学的新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从而“活泼地、生动地、理智地、科学地把民族旧的文化道德改造为民族新的文化道德”［5］。实际上，这里所指的新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的形式就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可见，文化界人士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

第二，他们认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始终没有能够真正超出智识份子的范围”，“没有能够和大众的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化生活密切地结合着”，总之就是“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4］。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唯物论是作为优良的外国文化为我们所接受的，但这种接受并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而是要把他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优秀外国文化，“给中国本身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得到一个好帮手。”［4］这就是说，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助推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三，之前的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教条主义或公式主义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一些文化界人士还“不会具体地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活的环境中间，不理解活的人与活的事物，只是暗记了一些死的教条，与既成的公式”［9］，这导致文化作品出现了千篇一律而又不够通俗、不够具体化的错误偏向。周扬曾以文学作品为例，指出许多作家“大都习惯于欧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字”，而没有认真地研究中国文学旧有的内容，“尤其是民间的东西，那在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东西”［10］。为此，今后的文化运动应当以“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9］为中心任务。又如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情况。为此，延安新哲学会的发起者们指出，他们反对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研究。强调这种研究应该要综合考虑当前的实际状况，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同时这种研究的具体化成果一方面要成为指导实践的正确理论，另一方面又要成为“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11］。实际上，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

这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主要还停留在延安文化界人士之间，但是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些讨论为在全党层面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出了前期的学理论证。而全党层面的号召，则见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考察《论新阶段》的文本内容，虽然没有直接提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词句，但是毛泽东在文中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关键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7］534。而传统文化则显然在“具体特点”“具体的革命实践”的范畴之内。换言之，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激活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与实践的主题，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所以，这不能不视为在全党层面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节点。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文化界乃至大后方的文化界人士在探讨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及结合路径更加明晰。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们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时能够给予正确的指导，甚至如王明都深刻地认识到必须首先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12］998。第二，在结合的过程中要防止厚此薄彼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中体西用”的主张，要正确认识到“中国化”和“中体西用”论的区别。“中国化”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化”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接受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也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优秀思想文化，“把它们溶合统一起来”［13］，两者不可偏废。第三，在结合的过程中要注意旧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推动这些优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所以“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12］998。

三

结合的结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相成就

在这一时期，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活传统文化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取得最鲜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而关于此，就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茅盾曾评价道，在《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发表之前，中国文化界自抗战以来曾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未来中国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未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各种意见，但“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14］。

第一，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掀起的文化复古逆流，中国共产党指出他们是妄想逆时代潮流而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本质就是为资产阶级加强统治而服务。为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化专制主义是行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7］704，而正确的国民文化发展方针，就是要使共产主义的思想居于指导地位。因为，当前中国的革命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同样“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7］705。张闻天指出，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15］。

第二，强调新文化是民族的，并把“民族的”放在首要位置。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都将“民族的”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与特点，而且都不约而同地将“民族的”放在首要位置。如前所述，对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偏向的反思，是中国共产党树立正确传统文化观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将“民族的”放在首位，就是对反传统的修正、对欧化思想的否定。张闻天指出，这个新文化是能够“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15］，毛泽东亦指出新文化要带有民族的特性，“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7］707。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形式”，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民族形式，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民族性寓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在延安时期的新文化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三，强调新文化是科学的。首先，体现在这种文化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7］686，封建主义的思想已经被时代抛弃，资本主义的思想也已经日薄西山、朝不虑夕。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7］686，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样如此，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得到蓬勃发展。其次，体现在这种文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中国现时的文化条件实现文化的发展。

第四，强调新文化是大众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而且最终要回归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艾思奇就曾提及边区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出边区的文化运动虽然得到了发展与提高，但是“和它的广泛性、深入性、民众性却不能完全相称”［16］。尤其是在毛泽东看来，新文化的建设不应该仅仅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应当让人民群众成为主体，投身于火热的新文化建设中。为此，他和张闻天都提到了“大众性”的问题，并强调“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7］708，而且这个新的革命文化要逐步成为工农民众的文化。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利用优良的民族形式实现两者的结合，同时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和服务对象，创造出反帝反封建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作风和气派的新文化。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仅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相成就。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不论是当时的党内人士还是党外人士，都对系统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民主主义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些党内人士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给予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国家问题、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以正确指导，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理论底新贡献”［17］。又如曾到延安采访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革命思想转折的标志，同时也影响到了世界的革命思想，指出这篇著作“被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在莫斯科出版；并被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经典’”［18］。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在对两者关系的思考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同频共振、互相提高。

四

结合的影响：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同向推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运动也得到极大发展，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在正确的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原则下，毛泽东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具体内涵，使其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意蕴。其中，较为典型的则体现在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概念的新阐释。“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意为根据确切的事实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做出了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801对“实事求是”的重新阐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而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后来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知与行”的哲学范畴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通过这些阐释，有效批判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此后，伴随着全党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认同不断加深，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最终创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在文化建设上。第一，中国历史的研究得到显著加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是要认真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吴玉章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说道，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密切相关，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即会减弱民族自尊心和奋斗底自信心”，尤其是当前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必须“深刻地研究我们的历史”，才能够“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最终实现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胜利［20］。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党内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状况，指出还没有形成研究历史的浓厚氛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19］797-798。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号召下，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同时，一些学者坚持用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总之，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做如下评价，“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整个的中国历史学已是在向前发展进步之中了”［21］。

第二，民族形式的文艺作品百花齐放。文艺创作者们充分借鉴民间艺术的表达形式，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极大丰富了各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精神生活。就剧团来说，敌后戏剧运动有着惊人的发展，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各区剧协分会，“它的发展是向着更有系统更有计划的方向前进”［22］。尤其是旧剧得到了有效改造，使其适应了抗战的需要。在文学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颖而又具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精神的作品，而且大多“都出自无名氏作家之手”［22］。在音乐方面，无论是在田野间、兵营里、工厂里、学校宿舍中，“都时常可以听见溢扬着的歌声”［22］，而且这些歌咏活动都体现出广泛性、群众性、有组织性的特点。在美术方面，克服了绘画工具缺乏、原料来源不易等困难，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打破了许多年中国绘画上的各种传统陈规，使绘画的艺术别开生面，而起着最大的宣传煽动组织群众的作用”［22］。

第三，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在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些农村，学校成为本村的文化建设中心，与村、乡政府配合起来开展文化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如在小学教育中坚持“读书与抗日、建设相结合，教育和政治、生产劳动相结合”［23］440的原则；一些中等学校不仅开设了一般的社会科学通识课，还设置有“边区史地、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边区政策、工作方法、时事教育”［23］445等课程。同时，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第四，文化干部得到有效培养与动员。同样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从文化干部的构成来看，除了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文化干部以外，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艾思奇分析过这种原因，指出这是“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之下，才能够做得到的”［24］。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由于有了接受过思想改造的大批知识分子，同时在党的积极鼓励下，文艺社团、学术社团也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极大促进了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农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既开创了文艺创作的新局面，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第五，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我民族文化之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之重大材料”，各地方、学校、机关以及人民团体要“亟宜珍护”，强调如果发掘出古迹古物，“更望勿有遗失或损害”［25］。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政策，如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专门保护文物古迹的管理机构，规定县政府“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26］。1946年山东解放后，孔府、孔陵、孔庙得到有效保护。孔氏后人在《解放日报》上谈道，“八路军进城三个半月，对我衍圣公府一草一木也未损坏，民主政府并一再布告保护”，“并派哨兵保护，我们对此，深表感激”［27］。

五

结合的启示：从“化用”到“超越”，从“结合”到“再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超越了以往“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文化复古”等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张，实现了两者的互相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8］这是一个从“化用”到“超越”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大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学会了基于中国立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沃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底气，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同时，这也是一个从“结合”到“再造”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杂糅，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而又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文化，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打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创新空间。这给予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深刻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一系列比较和研究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激浊扬清，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给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极大助力。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丝毫模糊与动摇。这既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保障。

第二，始终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救亡图存意识，筑牢了反抗外敌入侵的精神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9］从文化的本质属性来看，文化本来就是民族的独特价值标识，起着凝聚思想共识、提供精神力量的作用。所以，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强大根源，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构建历史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第三，始终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方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与形式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抗日救亡、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时代主题和要求，有效运用了传统文化中仍具有借鉴意义的内容与形式，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与外在表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新生。因此，要准确把握结合的科学方式，认清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利用、改造，实现传统文化的充实与完善，从而筑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群众基础。

第四，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西方的先进文化传入中国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正是因为拥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产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使其源于西方而又超越西方。为此，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仍旧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广博的胸怀辨清、选择与接受各国的先进文化，既进一步拓展本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又使人类先进文化代代传承。这样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的世界意义。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宁夏党校学报》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