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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规模与大党治理的复杂性

日期： 2024-01-02 信息来源：点击数:

“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要“管”好“建”好这么大的一个党，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独有难题”，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前所未有。特别是苏共等诸多世界大党或消亡或衰落的前车之鉴触目惊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颠覆性错误。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的“大党独有难题”中，如何认识和解决“政党规模与大党治理的复杂性”，就成为一个全党必须思考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一、政党发展的难题与政党难题的发展

众所周知，自然界在长期进化的历史中已经无情地淘汰了像恐龙那样的巨型动物。这种因规模过大而导致衰亡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也不乏其例。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求大现象与保大心态可谓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但不幸的是，世界历史无情地淘汰了无数的巨型政治实体，如古代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消失了，曾让西方闻风丧胆的蒙古帝国不在了，近代以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分崩离析后严重缩水衰落了，歇斯底里狂妄无比的法西斯德国和东亚最早开始现代化进入列强行列但不自量力以蛇吞象的军国主义日本被打回原形，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争霸世界的苏联也在20世纪末解体了。当今领土仍然位居世界第一的大国俄罗斯，则正在俄乌冲突的战火中为维护昔日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拼得你死我活。

国家如此，政党也一样。社会主义阵营中曾经的大党老党苏共解散了，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这些世界公认的大党老党如今也风光不再。以上大国与大党的残酷历史和兴衰过程，就像长鸣的警钟一样回响在一切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耳边。特别是给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的超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集团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自然生物与社会组织发展是否有规模的限度，一切生物和有机组织规模太大是否必然导致崩解和衰败？国家和政党发展是否也有一个大小适度的问题，国家和政党规模是否不能过大？难道政党规模扩大一定会导致党色党力褪减吗？

事实证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历史上出现过截然相反的例证。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巨无霸企业虽然有的已经风光不再衰败消失了，但更多的大企业集团往往因实力雄厚，经得住危机，扛得住风险，生命力顽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富可敌国、力量强大、横行世界、傲视全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大型城市带和巨型都市群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虽然也因问题丛生难免被人诟病，但仍然活力四射、魅力无穷、吸力惊人，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政府还在为其不断发展壮大而不遗余力地政策支持、巨资扶持。有很多的小国小党，既有因过于弱小而昙花一现、泯灭于世、落入历史尘埃的，也有虽然无所作为、默默无闻但仍能顽强发展存活至今的。世界超国家联盟和全球超地区组织更是层出不穷且不断膨胀。世界各国全球各地各行各业不同组织追求规模之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度过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像前述几个世界大党老党那样衰落或消亡，反而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多重危机，在狂风暴雨中顽强生存下来，在自我革命的洗礼中焕发青春呈现出勃勃生机，发展壮大到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党，并执掌着中国这艘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超级巨轮披荆斩棘奋勇航行在通往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之中。可见，人类社会不同类型政治实体规模的扩大与缩小现象同时存在。

以上规模由小到大蒸蒸日上与规模由大到小日薄西山两种现象同时存在的客观事实说明，大国和大党究竟会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生死命运虽然与规模扩大存在一定关系，但绝对不是规模扩大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不能谈大色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警惕和思考如何因应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诸多发展问题乃至治理难题。

毫无疑问，规模问题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面临的历史课题和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也是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倾注心血不遗余力孜孜以求想要探明的理论问题。古代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欧洲的卢梭、孟德斯鸠和美国的联邦党人都有相关论述。现代以来，美国民主大师达尔等人专门撰写的《规模与民主》一书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政党规模与大党治理是政治演进和政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个必然现象。在政党发展之初，其难题的重心焦点是如何扩大规模、壮大实力、提升能力的问题。在政党发展壮大之后，其难题的重心焦点就是如何保持规模扩大规模、防止规模缩减实力下降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治理小党就比治理大党简单容易，但却可以肯定地说治理大党确实比治理小党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为政党由小到大很难，但由大到小却很容易。政党规模与大党治理研究却相对不足，成为政党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所以说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和当下政党发展而言，探讨和解决政党规模与大党治理的复杂性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二、理解“大党”之义：大党治理研究与治理大党实践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由超大社会构成的超大国家中长期执政的拥有近亿党员的超大政党，汲取所有政党特别是大党治理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需要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和稳固执政地位的超大政党来说，显得极其重要。对于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不断学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现实需求，中国政党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开展重点研究，从而提供有效的理论成果支持。很显然，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迫切需要相比较，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党研究特别是大党治理研究的成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是基于这种理论需求与现实需要的双重考量，加大对大党治理研究的力度理应成为中国政党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理论任务。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较早呼吁并一直积极开展世界政党中的大党问题特别是大党治理研究的缘由所在。但也毋庸讳言，在当前热度不减似有升温之势的大党治理研究中，对“治理”理念引入政党和大党研究的意义阐释较多、理解到位、认识比较统一，但关于“大党”的理解多样、界定各异，“大党”之“大”的内涵所指不明，外延游移不定，概念模糊不清。出现这种现象，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必须承认这也与对“大党”之“大”认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有一定的关系，因此，首先有必要先就“大党”概念做进一步的探讨。

毫无疑问，“大党”概念实际上是大党治理研究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需要攻克的基本难题。笔者虽然也曾在多篇论文中就此做过初步分析，到现在看来，“大党”依然是一个似乎应用广泛但认识模糊的概念。因此，探讨大党的维度及其意义就成为大党研究中一项不能不做的基础性工作。

何谓“大党”？“大党”首先是一个与数量和空间规模有关的客观描述概念。从日常观察和通常认知来看，一个政党的党员数量足够多，即可称之为“大党”。但“大党”是相对概念还是绝对概念？这个“数量足够”有没有一个具体规模标准呢？这似乎又成为一道难题。要为“大党”确定一个具体的绝对数量规模标准似乎很难。因为“大党”是一个与“小党”相对应而存在的比较概念。既然是一个比较概念，那必然就有一个比较范围问题。即“大党”的比较范围是什么？是一个国家范围，还是某个地区范围，抑或整个世界范围？在上述不同范围内，是政党与政党之间党员数量的绝对规模的比较，还是政党的党员人数与其所在范围国民人口总数之间的相对规模的比较？因为比较的范围不同，其结论也就可能不同。如在某个微型或小型国家中的大党，其数量规模甚至不及某个大国的小党；同理，在某个大型国家或超大型国家中的小党，其人员数量和组织规模甚至比那些微型和小型国家中政党总和还多还大。如果再加入党员人数与国民人数比例这个分析变量，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归结起来说，其实政党的“大”与“小”既可以是相对的也可以是绝对的。但无论政党的大小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主要还是以特定时空的其他政党作为参照物而得出的结论和结果，因而可以说“大党”概念是比较的产物。

问题不仅如此，“大党”虽然主要是一个与数量和空间相关的规模概念，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与数量和空间有关的规模概念。就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来看，很明显它还是一个与内在质量和功能作用有关的主观评价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用语和科学研究的学术语言中，“大党”往往也是影响“广大”和功能“强大”政党的代名词。不言而喻，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大与影响大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政党世界也有负相关的现象，即规模大未必强大，规模小未必弱小。因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大党还是小党，是以外在数量规模为标准，还是以内在质量功能为标准，抑或是两者结合来判断？

“大党”究竟应该是一个数量概念还是一个质量概念呢?即“大党”是指一个政党的党员数量众多、组织庞大的政党，还是指一个影响巨大、力量强大的政党？或者是两方面同时兼备的政党?这确实是一大难题。我以为，对“大党”概念的理解在学术上做硬性统一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毕竟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需要不同的“大党”意涵和表达，特别是在某些所指内容和表达形式已经约定俗成甚至习惯化的时候，研究者也应该懂得“众意难违”的道理，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硬地创造一个概念，强行确定其内涵并划定其边界。因为假使这样做了，这个概念很可能只停留在创造者的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世界中。如果一个概念永远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公众认可，也不能得到主流学术同行认可，不能发挥其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功效的话，它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学者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根据现实的需求和研究的需要对所用概念及其内涵做出适当说明和界定。对待“大党”概念也应如此。

事实上，政党的“大”与“小”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这是由测量“大”与“小”的标准和认知不同造成的。如果标准是客观的，那么结论就是客观的。如果标准是主观的，那么结论也就是主观的。以党员数量多少来衡量政党大小，与以质量程度衡量政党大小，其结论就有可能截然相反。以党员数量多少来衡量政党大小，得出的是“庞大”和“微小”的结论，涉及的是政党规模的客观和中性结论。以质量优劣衡量政党大小，得出的可能是“伟大”和“渺小”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庞大”和“微小”以及“伟大”和“渺小”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政党强弱问题。所以有必要把“大党”概念几个方面的含义统一起来。只有把“数量多少”和“力量强弱”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或许才有可能得出“强大”“伟大”或“渺小”“弱小”的结论。因为“庞大”既可能是“强大”“伟大”，也可能是“肥大”而导致“渺小”“弱小”，就如同“微小”既可能是“渺小”“弱小”，也可能是有灵魂、有活力、有后劲、有前途而变得“伟大”“强大”。

在政党发展的历史中，除了部分泡沫化的短命政党和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长期处于原子化的政党之外，即使同一类甚至同一个政党，也有一个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问题。某些现在看起来不像大党的中小型政党，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大党。而某些现在看来毫无争议的大党，很可能已经走上了变为小党的不归之路。因此对“大党”的界定和分析其实还有一个静态还是动态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大”“小”转换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党”“小党”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

因此大党治理研究中选取的大党样本，既应包括其党员人数众多、组织规模庞大的政党，同时也要包括政党功能强大、作用影响巨大的政党。历史上的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基本上同时具备“大党”的多个要素和本质内涵。它们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显然具有更为特殊的借鉴意义。

在大党治理研究中，需要注意处理好大党治理研究与小党治理研究的关系，特别是需要注意处理好大党治理价值研究与大党治理操作研究的关系，要特别重视从规模的视角进行大党治理的操作性研究。从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出发，不同意识形态大党之间的治理经验交流也就更有了共同的基础，不同政党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之间也就有了相互比较、相互补充、相互批评的学术交流话题与价值。

三、大党治理复杂性认知与操作性应对的再思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大”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最大规模的政党；二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最大的长期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历史特别悠久、发展速度最快的东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的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政党历史中绝无仅有。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中国，而且会波及当今世界乃至未来社会。

可见，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表面规模还是实际表现，中国共产党都是当之无愧独一无二的世界超大政党。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因此，她的优势是其他政党难以企及的，但她面临的难题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的大党“独有难题”中，就包括需要解决的“大党治理”难题。而在“大党治理”难题中，因“超大政党”带来的“规模难题”就是其“独有难题”之一。由“规模难题”带来的大党治理的复杂性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人数众多成分多样带来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二是事务繁多领域广阔带来的工作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复杂性；三是党员队伍急剧扩大和政党性质宗旨要求带来的使命任务理想追求与交流控制能力水平差距的复杂性；四是信息海量、工作巨量带来的快速及时应对与正确稳妥处置的复杂性；五是自身组织快速成长、执政条件急剧变化带来的自我需求满足与服务人民的复杂性。

政治规模的大小无论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还是被动形成的产物，既有经济物质动能，也有政治军事动因，还有文化精神动机。追求规模与限制规模的内外矛盾和深层困惑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不同的成长阶段。造成规模大小强弱的影响要素是多维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但无论怎样，其自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状况才是关键的因素。国家或超国家的政治实体如此，政党或准政党的政团也一样。

大党治理方略是一个重大课题，目前学界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继续探索的必要，至少以下几点仍然需要给予充分关注。一是把“治大”与“治小”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要把追求“大众党”的本质与激活“精英党”的功能结合起来。为此要破除政党发展中的“规模崇拜”，避免“超大陷阱”。既要汲取“治众如治寡”的精髓，也要确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把“治众思维”与“治寡思维”结合起来。二是要把“技术治理”与“艺术治理”结合起来。技术发展确实为大党治理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为大党治理带来许多困惑和不少矛盾。既要运用“治理技术”，又要创造“治理艺术”。在当前形势下，特别须注意既要发挥大数据在大党治理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于依赖和迷信大数据，要破除大党治理中的“技术崇拜”，避免步入“数字陷阱”。三是要把“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结合起来。大党治理必须“依章治理”“依法治理”，靠党纪国法。但也要平衡“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的关系，做到“刚柔相济”。不能一味用强，要讲究弹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发挥“精确治理”和“模糊治理”的优势。四是要把“共同治理”与“自我治理”结合起来。在民主时代破解“大党治理”的规模难题，就不能不从民主角度寻找大党治理之道。“共同治理”是调动大多数人积极性，通过多数人治理多数人。“自我治理”则是要发挥党员大众思想觉悟、观念理念、理想信仰、信心信念作用，靠伦理道德自律自省、自信自尊、自立自强。五是要把“传统治理”与“创新治理”结合起来。传承和发扬传统治理的优势，把握和顺应治理创新的趋势。只有把传承传统治党优势与发掘现代治党优势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克服大党治理中面临的复杂矛盾和独有难题。

作者简介：高民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转自政治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