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就是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冲破习惯势力的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思想解放的推动。

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来看，“第一个结合”就是一次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在党的幼年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一度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探索出来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将“第一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明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同样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关于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落后挨打局面使得部分人从丧失自信心到产生依赖性进而失去了主体性，片面认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原因完全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落后，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并且，近代以来为破除封建礼教束缚，对中华传统文化往往采取总体批判的态度，要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52，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不能兼容，陷入了要使“现代”完全取代“传统”的思维定势。

习近平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3]，“第二个结合”就是破解之关键所在。首先，“第二个结合”是对“古与今”关系的正确处理。坚持执古御今，做到古为今用，避免慕古薄今和颂古非今。“结合”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不是被时代抛弃和被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糟粕。其次，“第二个结合”是对“中与西”关系的全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需要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有益成果，但必须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坚持“以我为主”根植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成为“模板”“翻版”。最后，“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守正创新的充分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吸收和直接套用，而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滋养，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空间和实践创新空间。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我们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基本国情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具有普遍性，而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就如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出的革命措施就同《共产党宣言》中所提的措施有所不同。《共产党宣言》中对待继承权采取的措施是“废除”，而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是“限制”，这正是基于德国的历史特点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当今世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古巴、老挝、越南、朝鲜和中国都呈现出了具有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不同模式。在现实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就根源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如此生机勃勃、成就丰硕，就在于中国特有的现实状况和文化传统所构成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实践走出来的，也是在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浸润中不断探索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这条道路注入了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源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315道不变，志不改，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价值沉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或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具体的本土化问题。“两个结合”作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丰富离不开同一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具体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英、法、德3国是其发源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正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研究是基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展开的，同时也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中解释过之所以选择英国进行调查，是由于英国的工业发展和经济事实致使英国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具有典型性[6]388。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要求同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斗争的行动指南，其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也就是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具体实际不仅包括现实实际，同样也包括历史和文化实际。也就如列宁所说的在运用基本原则时要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7]200。就中国具体实际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实际中的现实实际，即社会性质、生产力水平、社会主要矛盾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需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条件为转移来实现对原理的运用。而具体实际中的历史和文化实际则具有更深层次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是中国人民能够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并接受的思想根脉。

三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需要实现“同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科学对待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本土化使之落地生根，时代化使之充满生机。“时代化”包括在思想文化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应当说，“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文化基础和发展路径。

（一）“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和必要支撑

“第一个结合”为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社会性质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与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与发展道路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奋斗过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为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支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了最迫切的需求。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8]75。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没能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在历史的反复比较中、在人民的艰辛探索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不断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早期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到1922年党的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到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艰辛探索，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9]111-11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0]691。继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领导我们党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响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3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人民对于精神文化也提出了更高需求，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2]35，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13]35，再到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这些都成为了“第二个结合”出场的重要支撑。

（二）“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延伸和文化拓展

客观来说，“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题中之义。中国具体实际从广义上来讲，不仅包含现实的实践生活、实际问题，也包含历史和文化实际。中国文化实际的精华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未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新论断在于强调文化更为基本、更为深沉、更为持久力量的作用。“两个结合”作为一种规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就在发挥作用，但是真正把它作为规律性认识提出并加以系统阐发则是新时代的理论贡献。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回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有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考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着如何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因此侧重于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克服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侧重于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阻碍，要克服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这些问题各有不同，但都需要我们坚定自信、凝聚力量。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536需要更加重视自身文化，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擦亮民族复兴的文化底色。纵观人类历史发展，找不到哪一个民族或国家是通过照搬别国模式、依赖别国力量实现解放和富强的先例。“第二个结合”这个科学命题的提出，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识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应然。

“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6]672共产主义的现实应用内在要求具体实际在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就是以中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和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坚持好、守护好、发展好这个魂脉和根脉，正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结合”作为魂和根的结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

（三）“两个结合”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科学性，整体性是科学性的一个内在规定。“两个结合”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性即整体性。“两个结合”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必须整体把握、一体推进。克服简单认为有了“第二个结合”就忽视“第一个结合”基础作用的思维模式，也不能以“第一个结合”包含“第二个结合”而轻视“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两个结合”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命题之中，彼此支撑、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作出的新的理论创造。

“两个结合”从叙述上看包含着3个基本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认识论结构上看，这三者分别体现了理论、实践、文化3个层面；从地位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基本，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中国具体实际”是基点，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因，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8]241。从相互作用上看，“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一方面，“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两大中国之基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与中国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特殊性就是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华5000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奋斗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是中国具体实际与两大思想之基相结合，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魂脉和根脉”。并且，“两个结合”中的每一个结合，都是双向运动和双向促进的过程。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日益鲜活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还使得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稳步前进。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其中每个部分都得到发展，整体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两个结合”才能释放出最大能量。

（一）“结合”的前提：高度契合性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由理论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这样一个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却在东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能够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278“契”在《康熙字典》中有释：“献粟者执右契。两书一契，同而别之。”[14]187《道德经》也道：“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15]297古时契约为木制，分为左右两半，契合有不经过切割形变即先在相融通之意。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和理论基础不一样，但是在理想追求、根本立场、理论品格上存在着一致性或共通性。这是二者相契合的基本的、重要的方面。

天下为公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迭，都应该为人类带来新的解放与更大范围的活动自由，人的自主活动都应同物质生活一致发展。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这与中国传统追求中要实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6]419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和。当年梁启超就讲社会主义“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17]80-81。毛泽东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8]1471。

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相融。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286。中国古代典籍中同样以人民作为出发点，诸如《尚书·泰誓上》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9]431、《管子·牧民》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0]6、《史记·殷本记》中“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21]83等等。《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引用孟子的话“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22]19就是表明人民永远是我们党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革故鼎新的精神气质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相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所在。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时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如果是在今天，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2]5。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万应灵丹”。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样具有“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23]186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行事风格和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的积极态度以及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二）“结合”的结果：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合”不是中外文化的简单碰撞，不是外在拼接与机械组合，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同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间产生相互反应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具有未经“结合”的单独的马克思主义或单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尚不具有的一些新的属性，就如化学上两种物质反应生成一种新物质的“化合反应”一般。在这种“化合反应”中，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思想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之所以称其为文化生命体，则是在于“结合”的结果具有同自然生命体一样的形态和特质。文化生命体同样具备生长、发育、繁殖、代谢、应激、进化、运动等特征，不仅是一个运动的系统，会不断地调节自己内部的各种机能的状况，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会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流动。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不要将文化视作静止、固化、单向度、孤立的非生命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开辟未来，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如若将这样的文化生命体比作一棵大树，树之根本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之营养就是马克思主义。木性根土，人性根祖。习近平讲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就是既不能丢了科学理论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了民族文化的“老祖宗”。这个文化生命体兼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魂，根深才能叶茂，魂固才能神聚。在这个生命体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时代赋予的全新特征和蓬勃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并行交织，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进程与文化的选择和发展是同行并进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文化构成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需要有更多的文化动力和文化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第二个结合”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当前我们需要担负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反映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文化发展的共性，又具备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三）“结合”的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我们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必将有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习近平指出：“如果不从绵延五千多年的历史连续中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就在于全面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灿烂的思想文化，就在于科学地提炼中华文化中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第二个结合”延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第二个结合”促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用以表示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文明作为人类所创造成果的总和同一定的国家或民族相联系，代表着样态各异的文化存在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过程。

“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彰显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想立得住、行得远，就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主体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36。这种“普照的光”会掩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色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得现代文化往往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而“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4]81。如何把握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每个拥有自身文明的国家都必须思考的课题。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就更能够让世界听见、听清、听懂中国声音，也就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