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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史实溯源与理论创新
日期： 2024-02-05      信息来源：      点击数: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以来的热门关键词，各种媒体刊载、学术会议研讨、课题立项考察、论作著书面世等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只驻足于其本身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两个维度——传承与发展。从“历史连续性”视域出发探究其萌芽、发端、发展的史实溯源，及其源远流长的演进走向，关注其实践内涵与理论表述的积淀与变迁。与此同时，注重其实践和理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断丰富、升华和发展、创新。在当今新型工业化浪潮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其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但其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而是融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探析其发展进程中的“变”与“不变”，这些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有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宋代近世说；早期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振奋人心的战略决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为现今非常热门的关键词，而且各种媒体刊载、学术会议研讨、课题立项考察、成果纷至沓来。仅以2023年9月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来看，相关研究内容就相当可观，证明国家加大投入相关科研的支持力度，也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并非骤然提出的战略决策，其内涵和理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既定概念。能够形成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体现中国发展道路与特色，不仅要经历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而且还要有不断发展的理论总结和提炼。诚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其实践和内涵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而且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丰富、升华、与时俱进。因此，要从“历史连续性”视域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萌芽、发端、发展进行史实溯源，探究其赓续发展的演进走向。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千年理想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22日考察福建南平朱熹园，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指明了绵延数千载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根”。2023年6月2日，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在现代文明建设中，中国式现代化无疑举足轻重，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简言之，现代化与文明发展密不可分。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不从中国人千年理想的新境界新视域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掘、探究和考察其萌芽、发端与发展，也是不完备，不深入的。
故而，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应当秉持“历史连续性”视域，着眼于“传承”与“创新”两个维度，既要有历史眼光探索其来龙去脉和演进走向，又要有前瞻视域把握趋势和发展前景。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千年理想的新境界，这不仅是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为其深厚底蕴，更是要说明经济发展史实为之提供了坚实的例证。
首先提示一下基本概念“现代化”的运用。1尽管学界对“现代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内涵，工业化驱动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就是现代化，这样的表述基本上已形成共识。可以认为，抓住了工业化就把握了现代化的关键。在工业化进程中，科技水平的提高、生产工具的变革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无疑都很重要，这些在中国科技史、中国经济史等中均有翔实的考证和记述。其中，产业规模无疑是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有关较大产业规模比较可信的记载，大概可以追溯到唐代。据《朝野佥载》记载，“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3]1875这样的规模显然已经不是一般家庭手工业了。再如，《太平广记》卷37,引《仙传拾遗》记载，唐代九陇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3]235,采茶需要这么多人其规模也很是可观。到了宋代，产业规模更是惊人，地域分布也愈加广阔，而且相关记载可以相互印证。[4]以矿冶业为例，北宋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5]信州铅山是宋政府冶铜铸钱的重要基地，其铜铅矿的生产“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6]而在韶州岑水场，“聚浮浪至十余万”[7]。此外，如登州、莱州等地的金矿也聚集数万人生产。距今大约千年的这些生产场面，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非常壮观的。笔者经过长年的发掘、积累和梳理，在宋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首开较为系统的宋代经济思想研究，提出许多学术新见，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和肯定。[8]特别是以商品经济思想的时代发展作为社会历史转型的典型案例来研究，能够按到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抓住历史更迭转型的枢机。[9]就方法论而言，经济史学研究中史实考证是重要基础，而上升到学说、理论层面，成为系统性、规律性研究的基本特征。[10]
诚然，看待工业化发展水平如何，至少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流脉，另一个是同期世界的横向比较。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影响颇大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11]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12],采用宏观计量经济史学方法，重建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勾勒出中世纪以来，尤其是工业化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他对公元以来至1870年的GDP、人口和人均GDP进行统计，选取公元元年、500年、1000年、1500年、1820年和1870年这些关键的时间点进行核算。其中，宋代中国对应的是公元1000年，据麦迪森“guesstimate”(大致估计)宋代GDP占当时世界的22.7%。对此，学界有各种不同意见，而且其中一些数据以及分析结论也有待推敲。的确，不应当据此盲目拔高或夸大宋代经济发展水平，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经济发展无疑令世界瞩目。2有关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海内外学者大量相关研究足以为证，例如国内学者经过长年发掘考察的经济史研究专著值得重点参考。[13]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带动宋代整个社会开始转型，也因此反映在学界有“宋代近世说”。此说最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 在“唐宋变革论”基础上提出，经其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和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译巴拉兹，Etienne Balazs, 1905—1963)等人的发展，成为近百年来国际上影响颇大的学说。关键论据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14]使之“从中古变为近世”。所谓“近世”(pre-modern),也有不同解释。有的直接等同于“近代”(Modern),还有解释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比较中肯的诠释是“前近代”(pre-modern)。无论哪种解释，都肯定中国历史上自宋代开始社会转型，从传统时代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化，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实际上，国际学界早有中国“文艺复兴”源于宋代之说，正如著名英国汉学家、科技史家李约瑟(J. Needham)所说，“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称宋代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命”,或称是中国的“文化高峰”。[15]我国权威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6],这也常常被学者所引用。
应当看到，近代化转型尽管是全方位的，但其根基是经济，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这当中，工业化发展水平无疑是重要指标。工业化发展水平除了技术进步等要素外，分工与市场是两个核心要素。市场促进分工，分工拓展市场，而由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较高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市场的容量就是增长的极限。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经济增长的观点，在中外相关研究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应用。这也与另一个重要概念“早期工业化”相关，所谓“早期工业化”系指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化，为近代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据研究，早期工业化理论由菲利斯·迪安(Philis Dean)提出，他在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大部头《欧洲经济史》中执笔“工业社会的兴起”,在阐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提出这一概念。他将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工业发展称为“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此外，相关的还有“原始工业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首先提出来，将此理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佛兰德尔地区新型农村工业发展，强调它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3农村家庭手工业无论是创造的商品价值量，还是吸收就业的劳动力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城市工场手工业。他把这种“原始工业化”解释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上述这些理论对我国经济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在明清以降的经济史学研究中。
在我国，与近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相关且影响很大的研究，例如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其中第1卷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研究相关问题值得参考。[17]20世纪史学研究中“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参加研讨，其中还包括明清经济史学几乎所有权威专家，国际上许多学者也发表意见，并刊出了非常可观的研究成果。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但尚未在全部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江南地区一些拥有资金、原材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典型文献如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4这标志着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形成。农业专业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条件。明朝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陶瓷业等行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是由于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基本条件，即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工场主和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力，而且生产目的是为了投入市场交换以增殖利润和扩大再生产。但是，帝制时代的基本制度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缓慢。
近些年，探讨中国近代化的研究继续发展，而且通过中国与西方的比较，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藩篱。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美国“加州学派”为代表的相关研究。他们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挑战。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8],比较中国江南地区和欧洲英格兰，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是多元化的，没有经济中心，西方也没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并不比欧洲落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才形成西欧中心。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中国和欧洲“分流”后，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彭慕兰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定义这是为市场而生产，不是为家庭生产的手工制造业。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而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由于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即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尽管这些论点并不能得到学界的共识，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和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海内外相关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还有很多，需要提及中国学者李伯重(或可归入加州学派)对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研究5,代表性成果是《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19]。他认为“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所指时间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前期，该书对1850年以前的三百年间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考察从1550年开始(明朝的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再到清朝的前期，我国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史实情况。在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使之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19世纪初，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这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的商业化，与工业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工业化。对于这些观点，同样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明清以降的早期工业化进行深入研究，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化及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底权、田面权的进一步分离等，都证明了这些新因素促进传统社会的变革，加速向近代社会转型发展。
从“历史连续性”视域出发的史实溯源，重点是探究我国历史上近代化的萌芽、发端及其演进走向，在此基础之上没有必要再继续陈述近代中国直至新中国成立过程中的相关情形，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足资参考。以下简要勾画出相应历史阶段的大致状况之后，即着墨阐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进而论析现今新型工业化浪潮中现代化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二、 从中国“现代化”研究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
自1840年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成为世界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化、工业化等命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而“早期”“原始”等限定性前缀已属多余。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开启了新的征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是他的近代化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实业计划》则反映了孙中山有关中国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宏伟理想和具体规划。尽管这些规划并不一定都能够付诸实施，但在中国近代化理论的发展方面有其价值。而真正把为人民谋幸福，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初心使命，只有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本文自此也相应使用“现代化”概念。
就学术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是宏大的科研命题，前人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两位卓有成效的学者主持的研究应当被提及。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的罗荣渠，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其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20],被评价为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一部揭示中国重新崛起坎坷历程的经典杰作。该书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把近代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进行反思、总结和提炼。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是虞和平，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21]从较为宏阔的视域出发，突出“历程”的实证考察。力图纵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道路，考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转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全书三卷分别是：第一卷《提前与准备》,1911年之前传统经济的发展；第二卷《启动与抉择》,1912年至1949年10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启动和艰难发展；第三卷《改道与腾飞》,1949年10月至200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道路转变，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与论点。
上述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不过，从时间序列上都还没有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而这一重要战略的提出，与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表述、提法以及实践与理论的积累分不开。概括地说，“四个现代化”是党和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逐步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国家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1954年召开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2]。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3]。这样的表述后来不断被重申，并加上“国防现代化”,周恩来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4],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5]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并为后人所继承发展。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12月他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6]“小康”目标在1980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得到确认。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构想，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进而，邓小平规划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了，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27]作为“总设计师”的现代化构想，通过“改革开放”逐步付诸实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新时代，新目标，新征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和实现路径等，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创新突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理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劲动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仅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更清晰擘画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具体就是“两步走”战略——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8]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9]21
根据上述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经历了悠久而厚重的发展与积淀，成为中国人千年理想的新境界。
三、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及其实现基础
党的二十大擘画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新时期的现代化发展迎来新机遇，新趋势、新内涵，也不断丰富和促进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与时俱进。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30],同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具体内涵，并通过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如上所述，深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可以基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系统梳理，进行史实回溯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再一个就是立足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出现的时代新特征，开展前瞻性分析探索，有利于把握发展趋势、认清前景和责任使命，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的时代创新，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新时期现代化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近年来新技术浪潮助推新型工业化变革，而工业化变革的核心就是制造业的新发展。当前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及其理论创新的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明确我国科技攻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向、重点等，聚焦制造业新发展呈现出来的新趋势，是把握新型工业化变革方向的重要途径。总的来看，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要求技术装备更加智能化，生产过程更加绿色化，产业融合不断深化，这些必然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促进工业化理论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
1.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是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9]28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是关键，重点就是制造业的新发展。要求企业通过系统变革向高端化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就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9]30要加快制造业结构体系升级、技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优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2.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是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
绿色化发展主要是指制造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温室气体排放方向转变，源于技术创新引发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等系列变革。要改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的研发，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绿色化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也可能增加制造业的环境成本，但生产过程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走绿色化发展之路。
3.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方向是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改变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商业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使得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成为现实。技术装备的智能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方向，将重构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价值流程，提高效率。智能化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形成数字化、集成化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因数字赋能而焕发新的生机。信息网络技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竞争优势向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方向转变。要以智能制造助力智能企业和智慧供应链，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4.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化、服务化、定制化。
新科技应用促使多产业交融发展，融合化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产业变革和价值创新。传统工业化通过标准化、批量化生产来提高效率，而新型工业化要求企业向定制化、服务化发展。个性化定制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发展与需求变迁，有利于促进制造业拓展市场规模，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认清以制造业新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丰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都要落实到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上来；而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31]在2022年10月和12月的两篇文稿中，他重点论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以实体经济为基点的产业体系，必须大力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前沿技术的引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稳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巩固发展产业优势，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扬长避短强基础，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发展。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为增长引擎，以现代化基础设施、流通和服务体系为支撑，实现经济、科技、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创新发展。作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部分，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决定性力量是数字科技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发展数字经济就是要实现产业体系的智能化发展。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32]提出，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模式，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支撑，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具有一定规模，越来越发挥其基础性支撑作用。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的行业占比逐步提升，量子信息、“嫦娥五号”等已走在世界前列；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在全球具有竞争力；C919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取得新突破。就整个产业体系而言，也应看到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还很大，其转型升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积极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工艺现代化、产品高端化是发展方向。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过程中，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并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举，一手抓基础支撑，一手抓高端引领。产业体系创新特别重视前瞻性，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全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要协调科技、产业、人才、经济、社会、地域等融通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促进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形成新发展格局。
新型工业化发展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十四五”期间制造业的发展，要由规模扩张转向增强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创新及应用，产业升级要指向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结构调整重点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都提示我们应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及时有效地抓住新型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机遇，实现我国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变”与“不变”
新型工业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新发展使得传统的工业化理论面临挑战，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证、奠定了基础。
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超越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也包括了“变”与“不变”两个维度。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其具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这是“不变”的。同时，它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这是其“理论之树常青”的生命力之所在。在当前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之“变”,透过制造业新发展的实践引领，突出体现于工业化理论的发展创新，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修正工业化水平的判断标准。
新型工业化的智能化、融合化等发展趋势，要求突破原有的产业划分格局，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标准从以三次产业比重标准为主，回归到工业技术水平本身，并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作为关键指标。
第二，创新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
新型工业化的融合化等发展趋势，挑战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以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局限性，而依据工业技术水平来划分工业化阶段是一条路径。
第三，变革工业化分工理论。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企业的边界日趋模糊。企业的决策性、组织的科层制等难以解释生产组织网络化、自组织、分布式协同等，工业化分工理论变革提上日程。
第四，改新产业布局理论。
新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物流、运输和交易成本，产业地理空间集聚的重要性降低。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虚拟集聚”,使得产业布局虚拟化，要求产业布局理论发生改变。
第五，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中生产要素变化。
新型工业化使知识密集型复杂劳动逐步取代简单劳动，成为生产函数中的劳动要素投入，因此要推进教育改革，转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人力资源竞争优势。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促进数据要素有效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成为生产和分配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六，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相融合。
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绿色化、高端化、定制化等趋势，促使资源与环境、温室气体减排等成为生产函数的硬约束。绿色低碳能源产业、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发育程度逐步成为判别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而是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变”是由它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同时，应当重视中国式现代化“不变”的一面，这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不变”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宣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社论指出“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要求“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需要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如上所述，“四个现代化”提法不断丰富深化，从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直到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我们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初心使命。
第二个“不变”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以扩大贫富差别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以区域协调发展来实现共同发展，不是以牺牲一些地区发展、扩大区域差异为代价的现代化，这也是必须坚持“不变”的。应当看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些“不变”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第三个“不变”的基本特征就是新型工业化要坚持自主科技创新，保障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决定的。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自主科技创新尤为重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突破关键装备、原材料以及核心零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在关系到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
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考察，有必要在研究视域、理论方法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层面下大功夫，而史实溯源与理论创新两个维度无疑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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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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