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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龙: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贡献
日期: 2022-12-07      信息来源: 宣传部      点击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贡献

王公龙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


摘   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不仅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论断,成功地拓展“两个结合”的基本路径,系统提炼“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把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新高度,而且以新时代的伟大变革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和“六个坚持”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方法论层面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深邃思考、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大大拓展了理论视野和发展思路,为新时代新征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基本路径 科学方法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鲜活的、充满时代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中国的具体实践、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是我们党从百年党史中总结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不断开创历史伟业的成功法宝。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之所以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这一论断蕴含着新时代我们党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经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已经被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所充分证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所面对的历史任务空前艰巨,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完成这样的历史伟业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正确路径、遵循科学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更加具有时代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新的伟大奋斗中继续创造新的伟业。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命题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武装,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保持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创造历史伟业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但百年党史也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凝固的教义,更不是亘古不变的教条,只有在开放和发展中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关键是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有效解决中国人民面对的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才能展现出强大的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导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在中华大地永葆生命力的必经之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理论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坚持“中国化”的同时,把“时代化”放在突出的位置,使之与“中国化”并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命题。强调中国化时代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品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必然要求。

1. 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僵死、封闭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总是不断地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着的活的理论,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又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是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正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凝聚在自己的旗帜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上下求索、不懈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让近代以来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直面并解决特定时代中国人民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时代回答和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产物,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时代课题的创造性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依据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着力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对的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后,我国发展面临诸多新形势、新任务、新条件、新环境。从发展机遇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国发展面临过去不曾面对的新的战略机遇,战略机遇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发展任务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任务,也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从发展阶段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现在进入乘势而上、确保不被外部力量迟滞甚至打断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越进越难、越进越险但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新的战略阶段;从战略要求看,新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已经奋斗了十年,继续开创新局面,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战略要求;从外部环境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大,我国发展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战略风险不断增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这一思想涵盖了历史方位的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国家发展的新目标、推进事业的新布局、内外保障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新方针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2. 在时代化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是同步展开、相互贯通、彼此促进的历史过程,两者辩证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和宏大实践。所谓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接中国的地气,讲中国人听得懂的道理、原理和哲理,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既要接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要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思路和解决方案。所谓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呼声,回答时代之问。从概念上看,中国化侧重于空间维度,强调不能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必须面对中国国情、直面中国现实、关注中国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深入人心;而时代化则侧重于时间维度,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展现出时代气息。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在时代化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已经与我们党的理论发展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取得了辉煌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并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精神世界的主导性话语和意识形态。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加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大量新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未曾遇到的新的问题,“前所未有”的特点十分突出。因为“前所未有”,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句,或者简单地套用我们在过去特定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面对时代之变和中国之变,我们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快速变化的中国和世界,始终保持理论创新的勇气、胆魄和意志,丰富和发展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让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跟上时代变化的节拍,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展现自己的解释力、说服力,充分发挥对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思想引领功能和组织凝聚功能,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党“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2]而不能让党的理论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停滞不前。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识,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深邃思考和冷静判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重大论断,并据此建构新时代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战略体系,深刻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科学制定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治国方略。

3. 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从世界历史和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看,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演进、彼此交织、深刻互动。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空场域,前者给后者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之挑战;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之一,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将对世界力量格局、国际体系变革、世界秩序重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两个大局相互作用下,超级大国为维护自身世界霸主地位正不断对中国展开全领域打压、全球性围堵,采取制裁、断供、脱钩、抹黑、网络攻击等手段,力图阻止中国崛起,中断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未来,我国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身处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世界发展的日益失衡,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的全球渗透和扩张,如何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如何携手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复杂国际局势和大国博弈中坚定捍卫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回答好这些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既关乎世界大变局的良性演变和国际大局的稳定发展,也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部战略环境的塑造。

从国内层面看,当代中国正在探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道路,没有现成的方案和模式可以复制或借鉴,大量新矛盾新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比如,新时代新征程上,在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下社会思潮日益呈现相互激荡碰撞、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的新格局,如何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成为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新问题。从发展态势和特征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后,当下中国所面对的大多是“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新问题的实质是回应和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成了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开展治国理政必须回答好的新课题。再比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如何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顺利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等等。要回答好这些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我们党就必须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阐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使我们党始终占据着思想和战略的制高点。

正是在回应一个个新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将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抽象化、理论化、系统化,并使之融入党的指导思想之中,让党的创新理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所以说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饱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双重理论意蕴,中国化促进了时代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国化。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强调理论的“中国化”;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强调理论的“时代化”。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路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项宏大、复杂而艰巨的理论创新工程,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被实践所一再证明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路径。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丰富、拓展和深化,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1. “两个结合”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事实上形成了“两源一体”的复合型结构形态。“两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两个理论源泉,“一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源”融合、统一于“一体”实践中。[4]但必须指出的是,“两源”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根”和“魂”,是“两源”中更具基础性、主体性、决定性地位的“源”。正是这种主体性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我国政治理论、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两个结合”始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的“的”,而不是相反。同时,“两个结合”又加强了“两源”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深度融通,增强了二者之间的“结合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双重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两个结合”,我们党更加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思想、文化的语境之中,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更多、更深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融入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之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话语体系越来越呈现出更为全面的中国化特征,这无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促进其更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有助于新时代中国人民更加自然、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引入新时代中国语境后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样的话语表达既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又契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理念,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准则,容易内化为中国人民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通过“两个结合”,推动更多、更深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更为主动地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和融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发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呈现出更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和形态,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化。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充分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理念,又映照着马克思主义“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实现“和平”、“公正”、“民主”、“自由”等价值取向,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意义。总之,正是通过“两个结合”,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饱含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更加契合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根基,让新时代中国人民在赓续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潜移默化地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使其更加稳固和持久地扎根于中华大地。

2. “两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滋养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会对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尊重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契合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并从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文化养分,获取本土化的思想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如此。应该看到,过去我们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中客观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元素,只是“第一个结合”处于显性的地位,而“第二个结合”处于相对隐性的地位,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而“两个结合”则是把“第二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中独立出来,并与“第一个结合”并列,以凸显和强调“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地位,目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其中所蕴藏的治国理政智慧和宝贵精神资源充分挖掘出来、激活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宝库,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世界大变局下动荡不定的国际社会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携手构建美好世界提供有益的启迪,可以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更好地开展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可以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观念启发,还可以为人类价值共识的凝聚提供丰厚的资源。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概括,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深刻指明这种契合性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结合的深厚基础和广阔空间,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将沿着“两个结合”的基本思路,更加充分地发掘和利用中华文化的宝库,更加主动地发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养分,从更广阔的视野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 “两个结合”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支撑

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也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一次次激活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使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推动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然会对塑造民族精神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即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信、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支撑民族复兴的更加强大、稳固和坚实的精神力量。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不可能来自外来文化,不可能简单地从外部搬来一座精神的“飞来峰”,只能内生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汲取丰厚的文化和精神滋养,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牢固的精神支柱,就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筑精神家园、建构精神世界的时代命题。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人文精神层面的优秀文明成果转化为中国精神,有力地拓展了文化自信自强的视野和思路,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又一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支撑。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我们党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极其珍贵的精神标识,其所包含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追求,就是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4. “两个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思路

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连续的、贯通的,指导现实的实践思路可以源自历史的积淀、先贤的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中国的时代呈现,要想了解把握中国的国情必须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去探寻。[6]“两个结合”淬炼中华文化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度结合,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思路。遵照循大道、至万里的古训,新时代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一再宣誓“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7]秉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治国安邦理念,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致力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8]汲取行稳才能致远、有进才能固稳的古人智慧,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9]依据破立并举、革故鼎新的理念,新时代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强调既要勇于“破”,又要善于“立”,“破”、“立”并举,统筹谋划,系统推进;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新时代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和而不同,倡导美美与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三、凝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为了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六个坚持”的重大论断,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10]“六个坚持”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凝练,也深刻阐明了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1. “六个坚持”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不是纯粹的理论抽象或逻辑演绎,也不是某个思想家对纯粹个人政治偏好或利益倾向的理论表达,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理论创新过程,具有鲜明的立场规定性和价值定向性。站稳基本立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要问题,也是决定理论创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只有明确“为谁创新”,才能体现创新的价值,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行进在正确的大道上。为全人类谋解放、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价值取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旨归和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导向,深刻回答“为谁创新”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属性的政党,也是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政党。政治属性要求我们党坚持“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党秉持“天下大同”的崇高追求。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博大的胸襟关注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的前途命运,致力于通过理论创新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面向未来,我们党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新理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回应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论。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内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才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和认同,成为建设美好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2. “六个坚持”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判断标准

正者,本也;新者,始也。守正创新既体现为对“本来”的坚守,强调要守好自身赖以生存的根本,坚守内在本质,遵循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又体现为对“始新”的追求,做到不断地吐故纳新、领异标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指明了科学判断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准。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是: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正,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新。守正才能不迷失前进的方向,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守正”既是“创新”的前提,也是判断“创新”的标准,“守正”基础上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才是“创新”。做不到“守正”就偏离了方向和正道,也就谈不上“创新”。理论创新不是漫无边际的突发奇想,更不是偏离正道的胡思乱想,而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所谓“守正”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上一以贯之、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只有在坚持“三个不动摇”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理论发展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

3. “六个坚持”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方法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党的百年奋斗史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拥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理论、开辟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自信。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1]都在理论上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都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的高度自信。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聚焦于“五大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即“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2]这“五大问题”既是新时代中国亟待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重点、理论创新的沃土和生长点。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理论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理论成果是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理论整体,是一系列科学论断的系统整合,推进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开展系统谋划,确保理论创新在结构上、逻辑上、思想上、话语上的自洽性和整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系统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十个明确”理论精髓,涵盖了领导核心、总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战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经济方略、强军目标、大国外交、根本保证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十四个坚持”则是上述理论命题在系统展开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实践要求,形成具有内在贯通、相互支撑的基本方略。而“十三个方面成就”则是“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在实践贯彻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可见,不仅“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三者各自具有系统性、整体性,而且三者之间也呈现出层次性、体系性和整体性。正是这种系统性谋划和整体性设计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内涵丰富、思想缜密、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从战略设计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没有系统观念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布局的碎片化,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顶层设计。从利益关系看,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推进改革发展,不可避免会触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改革举措的推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理论设计、战略部署和政策制定上必须遵循系统观念,既要把握全局,又要考虑局部;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争取突破,又要保持连续。唯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总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不仅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论断,成功地拓展出“两个结合”的基本路径,系统提炼出“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把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理论新高度,而且以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雄辩地证明了“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和“六个坚持”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方法论层面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深邃思考、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大大拓展了理论视野和发展思路,为新时代新征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只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向和路径奋力开拓,我们党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创造更具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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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7.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9]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2.


(《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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