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必须立足于党的性质与宗旨、初心与使命、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与精神品格，既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时空、物质载体与生成逻辑，更要深刻认识其思想根源、内容结构与内容逻辑。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与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格化逻辑等，彰显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与理论逻辑；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志向与政治志气、根本宗旨与政治底气、革命精神与政治勇气、政治气节与政治骨气。作为精神之源，百年来伟大建党精神沿着具象化、人格化两大路径发展。新时代，提出并强调伟大建党精神，既有强烈历史情怀，更具强烈现实情怀，旨在用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党员干部昂扬奋斗、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与伟大事业。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 生成逻辑 理论逻辑 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刘红凛（1969-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学党的建设研究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对政党而言，更需要精神铸魂、凝心聚力；否则，就难以兴党强党，更难以赓续发展、不断创造伟业。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从最初只有58名党员发展壮大到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世界政党政治中“世所罕见”。那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创造伟业的精神动力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历史性地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要深刻认识与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既需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时空、物质载体与生成逻辑，更需要深谙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根源、内容结构与内容逻辑；既需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百年赓续与具象化发展，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党的伟大精神”“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更需要继往开来，在新时代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与伟大事业。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建党过程中形成的，是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救亡图存之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精气神”，并非抽象的“概念演绎”与“理论演绎”。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将伟大建党精神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一论述深刻表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一百年前”早期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的，并非“一百年来”在党的建设与奋斗过程中形成的。要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涵，克服模糊认识与泛化理解，首先必须明确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时空、显著标志、物质载体与生成逻辑。
1.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时空与显著标志
明确的政党名称、旗帜与标志、政治纲领、目的与目标、组织章程、党员标准等是现代政党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现代政党成立的必备条件。其中，提出与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对政党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成立标志看，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的名称、纲领、实行社会革命的政策与目的、入党条件与基本程序、基本政治纪律等；同时，初步建构了党的组织结构与领导机构，明确了当前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把组织工人、成立产业工会、兴办工人学校、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宣传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等确立为党在当时的基本任务。由此可见，在党的一大时党的基本构成要素已经具备，党的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显著标志。
然而，世界政党发展历史表明，政党“成立”并不意味着“建成”，更不意味着建党成熟。以党的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的形成为主要标准，国内学界一般将1922年7月党的二大视为建党基本完成的显著标志，把党的二大及其以前统称为“党的创建期”。因为只有到了党的二大，我们党才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作为党的最低纲领与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同时，也只有到党的二大，我们党才制定出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正式章程，为党的建设确立了根本遵循。从政党的成熟角度看，受当时国际形势影响，从党的二大到六大，中国共产党均定位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我们党才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直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乃至1945年党的七大，才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党路线，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七大党章，形成比较稳固的党的领导核心。
2.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基本过程与物质载体
世界上任何现代政党的成立，都是基于一定的内外条件、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与完成的，并非“一蹴而就”。国内理论界一般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共党史的开端；但聚焦到党的创建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事件看，则大致可分为前后相交的三个基本环节，即孕育与推动、发起与筹建、大会正式成立。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考察中国革命运动情况，在北京与上海分别会见李大钊与陈独秀，明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以及党史界所言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自“五四运动”至此可视为建党的孕育与推动阶段。自此到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上海倡议召集各地党小组代表到上海开会之前，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可视为建党发起与筹建阶段。其中，1920年6月中上旬，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在陈独秀寓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开始草拟党的纲领；8月，陈独秀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直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宣称“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随后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这些都可视为党的发起与筹建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从1921年6月到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31日在嘉兴南湖游船上闭幕，这可归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阶段。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孕育与推动、发起与筹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以重要的建党人物、建党事件、活动场所、文件与物件等为主要物质载体；人们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感知也往往是从上述几个方面去感知的。在此意义上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早期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建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如北大红楼，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所在地（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处与标志地，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与嘉兴南湖“红船”，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共产党》等理论刊物、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载体，承载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印记与光芒。
3.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论述，既进一步明示了建党的逻辑起点与历史时空，即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肇始于十月革命以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相关，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基本条件与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基本逻辑。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条件，既有国际因素，更是国内因素使然。“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帮助、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世界潮流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际条件；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种种尝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发展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国内条件。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基本逻辑相辅相成。
从一般意义看，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建党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产物；从现实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救亡图存新路，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政党性质中去寻找根源，更要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条件、建党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党的初心使命等进行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至少需要从三个维度去分析。
一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与现实逻辑。这需要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与早期共产党人开辟新路中去分析。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有着辉煌的历史，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强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愿景。为了救亡图存，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从传统的封建王朝更替之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先进制造业、政治制度乃至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各种方案都尝试过了，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山重水复”的历史境遇迫切需要新思路、新主义、新阶级来引领救亡运动。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寻求“救亡图存”新路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亿万工农大众求解放之必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这既与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更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直接相关。首先，新文化运动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良好氛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带来了新希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革命先驱“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从此，李大钊等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在此基础上，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社团在国内开始陆续成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使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实现了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影响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必要思想基础并培养了骨干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次，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推进爱国主义、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使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建党实践相结合的政治产物。在此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来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伟大建党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与政治特质。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人格化逻辑。伟大建党精神既从整体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之中，又具体体现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行为与精神品格之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政治行动、精神品格与建党实践的有机结合。人们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也往往是从早期优秀共产党人的思想行为与精神品格中去感知与感受。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身上，既凝聚着追求真理与远大理想的光辉形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与理想之光；也凝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更凝聚着铁肩担道义、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矢志不移、忠贞不渝的人格魅力，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品格。
只有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条件，从救亡图存的历史与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人格化逻辑这三个层面来系统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才能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底蕴、文化底蕴与精神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看，这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建党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的有机统一。
目前，理论界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字的伟大建党精神，一般是分成四句话、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与诠释。有的从“灵魂、根本、核心、底色”或“灵魂、核心、基石、本质”四个层面来诠释，有的从“首要位置、红色基因、实践品性、人民情怀”四个方面来解读，有的从“理论品格、实践要求、精神力量、政治品格”四个方面来认识。但从根本上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立体化”而非“平面化”、具有一定内容结构与理论逻辑的“精神统一体”。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既要深刻认识其基本内涵、内容结构与思想根源，也要从整体上系统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要义。
1.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上、实践上、政治上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知与政治信仰、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革命精神与奉献精神、政治伦理与政治操守，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志向与政治志气、根本宗旨与政治底气、革命精神与政治勇气、政治气节与政治骨气，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顶天立地、求真务实、为国为民、高风亮节的精神风貌与光辉形象。
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知与政治信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志向与政治志气。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坚持唯物史观、科学把握“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能够掌握与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追求与坚持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真、救亡图存大道之真。正如1919年7月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所言，要“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致力于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与“平民主义”来推翻各种强权压迫；1921年毛泽东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追求与坚守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理想、近代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期盼的民族复兴之理想。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明确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更是把“十月革命”视为民主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第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上、政治上的先进性，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与使命担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根本宗旨与政治底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方面，“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底气在人民。正是因为目睹了近代中国“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的悲惨境遇，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才萌生了“救国救民”“谋人民幸福”之志。1919年7月毛泽东在创办《湘江评论》之始就明确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根本上看，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进行革命斗争是为了什么？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号中明确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目的与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第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与政治勇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与精神意志。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逻辑。对无产阶级而言，要革命斗争，就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必须具有革命的勇气与胆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共产主义在欧洲一出场，就公开宣称要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废除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而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视为“洪水猛兽”“怪物幽灵”，遭到疯狂镇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反喻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在近代中国，封建军阀等反动当局对无产阶级运动与共产主义的镇压更加疯狂，即使是以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五四运动，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禁止与镇压。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还是党的一大召开，都只能秘密进行；以李大钊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怀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冒着被打压、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100万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其中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达370多万。在此意义上看，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形成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与政治操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与政治骨气。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具体体现在对党的信仰、组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对于这一点，建党之初就有明确要求，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四条规定：申请入党，必须“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在入党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章程第四章规定：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明确将“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泄漏本党秘密”等作为开除出党的基本情形。这些规定既是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更是对党员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纲领与章程、党的组织、党的决议、党的政策的根本规定。无论是在建党过程中还是在百年奋斗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都是检验党员是否合格的第一标准；只有在“革命大浪”中不断冲刷掉不合格者，才能使党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团结有力。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始终都是入党的最基本要求，也始终都是共产党人根本的政治气节与政治操守。无论是早期共产党人还是后来的革命者，凡是没能坚持做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都已经被大浪淘沙。
2.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从筹建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真、人类社会发展之律；就立足于中华大地，务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实；就植根于民、立党为公，为了人民利益不畏艰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整体性与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深入思考。
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伟大建党精神是早期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精气神”。尽管伟大建党精神可以分为四句话、从四个层面去理解，但四句话系统集成、相辅相成、浑然一体，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志气、政治底气、政治勇气、政治骨气。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动力之源，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志向与政治志气所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现实之基、义不容辞的民族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赢得民心的力量之源与政治底气；“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无私无畏的革命斗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与政治勇气之所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与政治气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骨气之所在。
从精神主体的角度看，伟大建党精神的承载与实践主体，既包括整体意义上的党、部分意义上的各级党组织，也包括现实的、个体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体、部分与党员个体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党员、各级党组织、党的领袖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统一体，伟大建党精神是早期共产党人、各共产主义小组等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精气神”的“集合体”。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容结构具有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组织化与人格化相辅相成的鲜明特点。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既有整体意蕴、组织化色彩，也有个体意蕴，既是全党精神风貌的展现，也是对早期共产党人个体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则主要具有人格化色彩，是早期共产党员个体形象与“群英谱”的生动写照。
从内容逻辑的角度看，伟大建党精神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明显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与文化逻辑。恩格斯深刻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正如《礼记·大学》篇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上述可见，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责任、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的有机统一。
从坚持与发展的角度看，伟大建党精神在筹建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并在党的百年奋斗中得到赓续与弘扬、丰富与发展。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概括提出的。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论者，深谙“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之道，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与精神力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然而，党的精神之源何在、党的精神谱系之源何在？这在党的历史上尚无定论。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明确了党的精神之源，也明确了党的精神谱系之源，使得百年来党的伟大精神源远流长、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伟大的精神谱系。
百年来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弘扬与丰富发展，主要是沿着两大路径发展。一是沿着时代化、具象化路径发展，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与发展，具有时代化、具象化发展等鲜明特点。二是沿着人格化路径发展。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王杰精神、劳模精神、女排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也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与发展，明显具有人格化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讲话场合曾使用过“伟大建党精神”“党的风骨品质”“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党的伟大精神”，并且对这四者的概括表述有所不同。除前文已言的伟大建党精神外，对党的“风骨与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党的风骨和品质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直接相关，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明确将这16字的精神品质视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伟大精神的人格化写照。对党的伟大精神，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共同构成党的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核心要义就在于“革命加拼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党的风骨品质”“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党的伟大精神”等具有内在联系，都深深植根于党的性质、宗旨与初心使命之中；但四者的内涵与外延并非完全等同。其中，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建党之后形成的所有党的伟大精神，无论是具象化发展还是人格化发展，都深深植根于伟大建党精神，前者与后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党的伟大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性表述，则包含伟大建党精神、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具象化精神、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党的风骨品质等；“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伟大精神”之间的关系，既具有源与流的关系，也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则明显属于党的伟大精神的人格化写照，发源于伟大建党精神，但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伟大建党精神”或“党的伟大精神”。进一步而言，无论是“伟大建党精神”还是“党的伟大精神”，并非仅仅体现在党的自身建设上，而且体现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的各个方面。
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既具有强烈的历史情怀与历史意蕴，旨在通过回顾历史、追根溯源、重申党的初心使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与问题意识，旨在用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也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深刻分析与解决好党员干部在理论武装与理想信念方面的突出问题，增强党员干部强化“两个确立”、做好“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的政治自觉与理论自觉；必须深刻分析与解决好党员干部在践行初心使命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担当有为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提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有效解决好形形色色的“权力异化”“为官不为”“新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求是》2021年第17期。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3]朱佳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对初心的不渝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5 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