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实施主体、空间场景、互动形式等维度综合来看，“大思政课”以思政课程为基础形态，以生活实践为拓展形态，并最终熔铸于社会运行的泛在形态。“大思政课”的思政课程形态以思政课教师为实施主体，以思政课堂为基本空间，以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阐释为主要实践互动形式。生活实践形态以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者为实施主体，以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场景为主要空间，以学生亲身参与、具身体验为主要形式。社会运行形态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宣传思想工作者、先进典型、主流媒介等为主导的社会全员为实施主体，以社会生活全域为空间，以基于学生置身社会运行中的亲身感知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为实践方式。三种形态有机联结、逻辑递进、融合共生，共同铸就了善用“大思政课”的理路遵循。 

[关键词]社会运行；“大思政课”；基础形态；拓展形态；泛在形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2)07-0067-05

[作者简介]李济沅，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党委统战部联络工作室副主任；代玉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58）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改革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拓新开辟了崭新视域。从实施主体、空间场景、互动形式等维度综合来看，“大思政课”以思政课程为基础形态，以生活实践为拓展形态，并最终熔铸于社会运行的泛在形态。三种形态有机联结、逻辑递进、融合共生，共同展现了“大思政课”的现实图景。

一、思政课程：“大思政课”的基础形态

“大思政课”虽然与思政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其发展源流、价值旨归却与思政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大思政课”概念正式提出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2] 。这其中便蕴含着从思政课发展到“大思政课”的现实必要和逻辑必然。“大思政课”一经提出，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原本的思政课以“小思政课”的意涵隐喻，并从主体、空间、资源等维度实现对思政课的发展性超越。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思政课”重要论断的具体场景和现实背景可以看出，思政课是“大思政课”出场语境的直观映射，随之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大思政课”的重要参照对象。与此同时，思政课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因此，以思政课为基本框架建构“大思政课”，既符合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思政课程则构成了“大思政课”的基础形态，在“大思政课”的诸形态之中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的重要地位。

“大思政课”的思政课程形态以思政课教师为实施主体，以思政课堂为基本空间，以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阐释为主要实践互动形式。其一，相较于传统的思政课而言，“大思政课”之“大”体现于格局之宏大。“大思政课”将思政课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后继有人，立志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思政课”以小课堂观察大时代、解读大时代，引领学生从中华文明史中把握历史浪潮、触摸时代脉动。其二，相较于传统的思政课而言，“大思政课”之“大”体现于视野之宽阔。从世界风云际会到时代磅礴潮涌，从古今之演变到中外之对比尽现于一方课堂之中。思政课教师“善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的鲜活素材”[3]，并灵活运用启发式、研讨式、辩论式等丰富的授课形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深刻体悟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新时代青年的人生际遇。通过在讲述思政课的过程中充 分关照社会现实、回应学生真实困惑，以社会现实验证理论阐释，提升说理的真实感，从而避免给学生以“照本宣科”的枯燥感。其三，相较于传统的思政课而言，“大思政课”之“大”体现于空间之延展。课堂不仅是狭义理解上的一种物理空间的指称，更是教育主体与学习主体熔铸而成的师生共同体在交流互动中所建构的具体情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因此，思政课堂并不局限于教室之中，通过在课程中适当设置实践环节，如科研攻关的实验室、各类主题教育基地乃至基层扶贫干部互联网带货的直播间等一切富有育人潜力的现实空间或虚拟空间都可以成为思政课堂的有机延展。与此同时，通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联动，包含思政课、专业课在内的所有课程都嵌入到“大思政课”课程形态的育人空间之中。

作为“大思政课”的课程形态，思政课受制于其本身固有特点，在实践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一是来自时空维度上的物理性制约。就现实而言，从形式上思政课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完整的程式化、制度化安排。例如，思政课整体的实施要按照教学计划的整体安排有序推进，每门课程都有相对固定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因此其在时空维度向社会的延展空间是有限度的，如果过度延展必然打破现有的教学秩序和教学生态。这也意味着，除了在预先安排好的特定时空情境之外，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和价值诉求在客观上很难通过思政课程的渠道得到及时有效回应。二是来自实践范式上的结构性制约。“大思政课”课程教学实践的良性运行需要满足一系列必要因素方能达成教育目标，如教学大纲的准确执行、课时学分的合理认证以及教学评价的科学实施等。但是随着社会资源、实践元素等融入其中，随之而来的课程形态转化、课时学分认证、课程考核评价以及课程实施协同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大思政课”课程形态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崭新课题。三是来自教师队伍胜任力上的功能性制约。“大思政课”视域下，虽然思政课的育人主体得到广泛拓展，但思政课教师仍然是关键核心力量，这不仅对思政课教师的理论阐释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思政课教师的实践意识、实践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对于“大思政课”的思政课程形态的优化，关键在思政课教师的素质能力，重点在思政课的建设机制。一方面，要着眼于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4]六个方面的总要求。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培养在树立与“大思政课”相适应的“大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着重培养统筹设计的能力、组织协同的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除依托传统的学术报告、跟班听课、集体备课、比武赛课等载体，还应充分借鉴宣传思想工作者、基层党政干部、辅导员等各条战线上骨干队伍素质提升的创新载体和典型经验，进而从理论、实践等各个维度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实施“大思政课”的胜任力。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思政课建设机制的革新。校内外各种实践教育形式纷繁复杂，难免会良莠不齐，对于纳入“大思政课”课程形态中的实践载体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梳理、科学评审，经过整体把关后提供给思政课教师取用，各类实践教育资源统筹调配的协同工作机制也需要随之完善，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实践环节设计中的无序发展，又可以为思政课教师减压，并且仍然保留一定的设计和创新空间。同时，与实践环节相适应的课时和学分认证以及学生课程评价体系也要进行革新，确保教师的工作量得到有效认可、学生的学业表现得到客观评价。

二、生活实践：“大思政课”的拓展形态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寓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时间与空间构成了人类求解已知、定位当下、探索未知的基本尺度。[5]“大思政课”如何能够超越课程形态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延展，必然需要在基础形态的框架之外衍生出新的表现形态，因此，“大思政课”的生活实践形态呼之欲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6]相较于思政课而言，其在时间设置方面更加灵活，在空间延展方面更为广泛，而且在功能上可以为课堂教学中的理论阐释提供有力验证。与课堂上基于社会现实的选择性和间接性叙事方式不同，现实场景中的生活实践是社会现实的“一次叙事”，具有真实可触、直观易见的显著优势。经过恰当的场景选取和情境创设，可以赋予学生沉浸式的生命体验。基于生活实践建构“大思政课”，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蕴含丰富的现实基础，生活实践则构成了“大思政课”的拓展形态，在“大思政课”的诸形态之中具有拓展性和补充性的重要地位。

“大思政课”的生活实践形态以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者为实施主体，以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场景为主要空间，以学生亲身参与、具身体验为主要形式，实现寓道理于故事，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语境下的现实关切。事实上，“大思政课”的生活实践形态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广泛存在，并散见于丰富多样的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以社会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等载体呈现，“大思政课”生活实践形态的独特优势体现于诸多方面。其一， 体现于具身化育人场景建构。例如，当学生成为北京冬奥会上的青年志愿者时，会激发出强烈的置身感和参与感。而正在持续焕发生机活力的广袤中华大地便是“大思政课”最大最好的课堂。“鲜活的思政课素材，正是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篇章。”[7]青年学生通过红色寻访、国情调研、乡村支教等多种方式扎根中国大地，用实际行动感受祖国的事业耕耘、山河变迁，从而真正“读懂中国”。其二，体现于直观化育人内容叙事。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作为社会现实的“第一现场”，本身便具有无言之教、无形之教的功能意蕴，如纪念馆中的陈列品、重大仪式典礼现场、乡村振兴的热烈景象等都是典型的社会大课堂。“大思政课”的生活实践形态通过亲历者口述、情景体验、实物展示、图片影像映现等具象化的实践叙事方式，引导参与者在“原汁原味”的教育场景中获得“有滋有味”的生命体验，从而身临其境与社会现实直接对话，进而褪去“滤镜”体悟生活的本质。其三，体现于多元化育人主体入场。毛泽东指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8]（P324）以人民群众为师的思想生动体现在“大思政课”的实践理念当中，在社会大课堂中，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等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纷纷直接入场，伴随着空间场景轮转，交替成为“大思政课”的主讲者，并在自己的“主场”中发挥核心主体功能。

当前，由于实施主体多元、实践场景多样等因素，“大思政课”的生活实践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失序发展的不良倾向。一是实践形态繁多而顶层设计不足。虽然经过长期探索已经积累了形式丰富的实践载体，但由于顶层设计不足，实践活动规范化程度还有待加强，如“打卡式”“划水式”参与的现象仍然存在，“来过就等于学过”的心态也在部分学生群体中蔓延。如此一来，“大思政课”即便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却只能在学生心中留下“平平淡淡”，实践育人“冷热不匀、受力不均”的问题亟待解决。二是场景体验充实而理论阐释不足。事实上，各方育人主体大多并非“科班”出身，因此在充实的场景体验基础上，做好理论阐释这一“画龙点睛”之笔仍然存在局限性。如何将受众感官上的触动转化为灵魂深处的洗礼，引导学生既能真切感知到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又能深刻领悟到这些成就背后的道路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文化逻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纾解场景体验与理论阐释之间的脱节，同样是摆在“大思政课”面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三是社会资源充裕而统筹协同不足。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是发挥“大思政课”育人实效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各方社会资源相对孤立分散，各管理主体之间也缺乏有效协同，因而造成社会资源配置错位问题，所产生的育人效应也自然随之衰减，不同社会育人力量的合力作用尚待充分激活。

对于“大思政课”生活实践形态的优化，需要从教学情境创设和实践模式完善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创设沉浸式的教学情境。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西汉刘向的《说苑·政理》中“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用以阐释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大思政课”生活实践形态建构过程中，融合“耳闻”“目见”“手辨”三者于一体，是教育情境创设的本质诉求。因此，教学情境的创设既要保证“耳闻”和“目见”的亲和感，也要兼顾“手辨”的互动感，基于实体空间场景的原生优势，通过技术赋能作用，为学生营造沉浸式体验。在先进科技手段的支撑下，沉浸式体验发展为即时性、可控性、多感官、包裹性的体验系统。[9]另一方面，要完善规范化的实践模式。其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形式上对纪念场馆、教育基地等按照类别进行“菜单式”梳理和系统化管理，如通过培育创建“大思政课”实践基地等方式，推动各方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和合理配置。同时，要结合教育对象在各学段、各年级等方面的异质性，对实践活动的开展形式、时间跨度等基本要求作出针对性规定。例如，有高校明确规定，博士研究生要至少开展一次四周以上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内容上立足“大思政课”的宏大育人目标，发挥重要“把关人”作用，在调适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融合衔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与社会育人主体形成有力补充。

三、社会运行：“大思政课”的泛在形态

社会每时每刻都处于运行之中，众多要素在满足一定运行条件的情况下，基于一定的运行规律发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可以看作是由多个子系统融构而成，如学习系统、劳动系统、生活系统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也是其中之一。不同子系统承载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系统之间相互建构，共同形塑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架构，并且指向“社会的人”生命活动的全周期和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离散地分布在人们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活场域、不同主题意旨的实践活动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也都承载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P135）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脱离于社会生活而孤立存在，而是发挥着适应、融入、引领社会生活的功效。“大思政课”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实践活动，同样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脱开人的生命活动而孤立存在。“大思政课”与社会现实紧密融合、与社会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社会运行之间具有天然的有机联系。社会生活的本征规律，奠定了“大思政课”的实践哲学基础，并与“大思政课”的实践性品格高度契合。可以说，“大思政课”的思政课程形态是引社会入思政，生活实践形态是引思政入社会，那么基于社会运行建构“大思政课”的泛在形态，则是融思政于社会，社会运行形态在“大思政课”的诸形态之中具有广泛性和兼容性的重要地位。

“大思政课”的社会运行形态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宣传思想工作者、先进典型、主流媒介等为主导的社会全员为实施主体，以社会生活全域为空间，以基于学生置身社会运行中的亲身感知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为实践方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赋能。“大思政课”的社会运行形态着眼于个体全部的社会生活，实现对思政课程形态和生活实践形态的超越。其一，灵活运用社会治理的鲜活成果。社会运行的重要时机和重大事件是赋予“大思政课”的宝贵契机，社会运行中实时产生的治理成果则是鲜活有效的教育素材，如“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枫桥经验”等都蕴藏着丰富的育人资源。相较而言，一次课程或一次实践活动的场景往往是社会运行中静态的时空截面。通过对社会运行时机的精准把握和社会治理成果的及时运用，可以有效克服静态场景的局限性，实现“大思政课”与社会运行同向同行。其二，充分激活典型符号的意义象征。一个好的典型可以引领一股社会思潮，典型的竞相涌现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注入源头活水。遍布于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场域的典型为个体提供了观察和模仿的直观对象，透过典型自身直接的言传身教，或是多元主体间接传授教化，经由文本、图像等叙事形态及其各种衍生形态的传播介质作用，典型的言行得以全方位呈现给受教育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通过典型实现符号化传播，并在意识形态阵地占据主动位置，从而达到弘扬正能量、消解负能量、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其三，有力回应社会生活的真实困惑。发展成长的迷惘、价值实现的困惑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人的青年时期最为凸显。对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学生而言，他们成长中的困惑随着社会发展迭代升级、生活空间从现实向虚拟延伸、信息密度指数增长而愈发复杂而深刻。在敏锐把握青年学生人生困惑的基础上，“大思政课”通过主流媒介的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从而“及时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乃至影视剧作品、社会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11]。

就现实而言，思政课程形态、生活实践形态、社会运行形态三种“大思政课”的展现形态只是理论层面上的划分，三者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交叠，前者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存在的局限性也在后者得到弥补。“大思政课”的社会运行形态面临最大的考验在于，社会良性运行状态受到扰动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一是社会运行阻滞的消极映射。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当遇到运行障碍时，如社会上发生一些负面事件，尤其是在网络社会，即便是局部的个别问题也可能产生全局性影响，若应对处置不当则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导致社会现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验证功能受到消极影响。二是负面社会思潮的冲击影响。20 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表达了一代青年的集体困惑与隐忧。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复杂多变，为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西方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三是媒介传播失序的不良导向。大众媒介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客观上承载着分配公众注意力的功能，但是部分媒体受到“流量思维”“网红思维”等错误导向，在青年群体中“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加剧了不良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不利于讲好“大思政课”。

如何屏蔽社会良性运行时受到扰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优化“大思政课”社会运行形态的主要着力点。一是要合理运用社会运行中的负面资源。首先，要正确认识社会运行的负面资源，“大思政课”所立足的社会现实是社会的全貌，而不是经过“过滤”后只留下正面的一部分。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12]（ P234-235）。其次，要在坚持正面导向的主基调下，正视并直面社会运行中不和谐的音符，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体悟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理解“中国之治”的来之不易，并以此为基础锚定未来人生的奋斗方向。二是要优化大众媒介的舆论引导。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介作为“大思政课”重要言说和叙事主体的作用愈发凸显并且亟待激活。由此，需要不断提升大众媒介从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传播主流价值。尤其是一些社会公共热点事件的网络舆情爆发后，以主流媒体为主导的社会媒介要积极发声，正确发挥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中的作用，为讲好“大思政课”营造风朗气清的网络空间和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7]“‘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2][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3]沈壮海.“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考与探索[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

[5]潘一坡,项久雨.思想政治教育时空论[J].思想理论教育,2020,(11).

[6]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6日)[N].人民日报,2016-04-30(2).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许瑞芳,张宜萱.沉浸式“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及建构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习近平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N].人民日报,2017-01-03(2).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有关网络现象的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1JDSZ318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善用‘大思政课’的理路研究”；20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理论宣传专项课题“媒体融合时代的青年理论传播模式与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1LLXC18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