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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建李佃来：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演进历程及现实启示

日期： 2022-06-01 信息来源：宣传部点击数:

一、引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文明观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会上庄严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文明观理论视域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艰辛探索历程中形成的文明观的实践结果。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新历史起点上，回顾与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总结规律性启示，对于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华文明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放眼世界历史之域，西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性事件，最先开启现代文明变革，它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极大飞跃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断带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带来严重的资本生产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导致的生态危机。由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进而在文明观层面上衍生出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具有内在矛盾性、不可持续性和非正义性。就非正义性而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一国范围内集中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巨大文明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他国文明成果的掠夺、对文明发展的阻滞以及对文明话语的压制。从理论上说，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关键在于“把握到现代正义问题和现代正义概念与财产权或所有权以及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革命，进而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建立新的文明形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现代文明观的转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新文明形态的艰辛探索历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和文明观理论创新，厚植中国土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观道路，实现了现代文明观的转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形成的文明观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超越，是对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文明观体系，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体现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科学认识，贯穿着对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贯彻着文明创造者共享文明成果的价值目标导向。

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党的领导人关于文明的具体论述展开，如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文明观研究；二是围绕党在不同领域的文明思想展开研究，如物质文明思想、精神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三是围绕社会主义文明进行阐释，比如阐释社会主义文明的概念内涵、任务和特征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材料，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尝试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所面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为研究主线，梳理、提炼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并揭示其中规律性特征及启示。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

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不断创新文明理论，其文明观分阶段呈现出革命化、制度化、开放性和全面系统性的演进特征。这既反映了建党百年来党带领人民推进文明实践本身的阶段性，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在一脉相承中不断深化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确立推翻旧文明、建立新文明的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据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此阶段要破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旧文明对人民大众的专制压迫，建立以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新文明，其实现载体就是革命运动。

破除对西方文明的偏执艳羡，提出建立第三新文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在中西文明冲撞激荡下经历了一个对西方文明从鄙夷到偏执艳羡的过程。近代西方之文明，单纯以“机械当先”“物质主义”“服从多数主义”作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便指出这种划分标准只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侧面，必须要对西方文明论予以破除。比如从日本求学归来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开阔的世界眼光考察了西方文明的缺陷。陈独秀批评道：“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李大钊则在《第三》《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等文章中批判道，绝不可视西方文明之缺陷而不见，一味艳羡崇拜之，并指出未来非有第三新文明兴起，否则不可能真正解救中华民族之危难。李达指明第三新文明就是指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贴对症的良药”。

破除中华文明被抛弃论，提出中华文明承继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出的“打孔家店”被讹传为“打倒孔家店”，中华文明被抛弃论盛行，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审慎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对简单抛弃论进行了犀利驳斥。1937年，艾思奇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指出，“简单的否定在表面上是‘透底’否定了旧文化，实际上是阻止了新的前进”，民众真正要做的是“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1938年毛泽东《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的“中华文明承继论”对于党内外破除中华文明被抛弃之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1940年张闻天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也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民族文化是首要的、不可抛弃的，批判旧文化时要保留和发掘其中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的因素。

确立新文明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使民族集体力量革命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需要注意到“五四前后有一个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启蒙向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集体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推翻旧文明、建立新文明不是单个人的思想解放就能完成的，必须要通过组织化的革命斗争。组织化的革命斗争，首先需要一个指向终极真理的信仰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需要在革命组织中确立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共二大报告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把一切革命的力量“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随着革命运动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最大依靠力量来自广大的农村，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同时奠定了新文明的广大劳苦群众阶级基础。

概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核心内容侧重于破除对西方文明的偏执艳羡和破除中华文明被抛弃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文明形态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即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集体力量的广大劳苦群众。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启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此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形态和树立社会主义新文明风尚。

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打下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即便是取得了民族独立，也依然会再次成为别国的附庸。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另一方面，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新中国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造就了国家统一领导的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体系”“国家能够实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成为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制度和体制保障”。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打下了制度基础，也是新中国能够破除“东方从属于西方”文明模式，取得经济奇迹的前提保障。

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体和政体，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打下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本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享文明成果，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是文明主体共享文明成果的政治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当家作主指导原则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即国体上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保障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21日的《共同纲领》中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通过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体和政体，为建设全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奠定了宪法基础。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破解国内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国外帝国主义经济、军事封锁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强调传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传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党的艰苦奋斗革命传统和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有机结合起来。周恩来1949年12月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强调：“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国力薄弱的实际出发，提倡发挥地方积极性，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毛泽东作出“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调剂有无，互相帮助”的指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运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改造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黄河成为全国上下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黄河治理委员会于1949年成立。1955年邓子恢等人提请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倡议全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勒紧裤腰带”，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治理黄河。由此，“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与天地抗争的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元素。这种精神落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遂形成了独特的治河文明”。广大人民群众在合力恢复生产、自力更生共建家园中，形成了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文明风尚。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明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心任务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对内改革，激发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束缚了文明建设主体的积极性，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做出对内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伟大决策，解放思想，锐意进取，重新释放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活力。首先，重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认同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依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有效激发和释放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活力；同时，认同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依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凝聚力。其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变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服务物质文明建设，就必须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提出要权力下放，精简机构。2002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正式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外开放，吸收借鉴有益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马克思曾经谈道，沙皇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前提是必须注意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就，因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资金。面对有些同志怀疑吸收资本主义成果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会造成不良后果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就可以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文明成果。面对国际上的质疑声，即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学习是走向资本主义时，江泽民斩钉截铁地回应道：“邓小平主席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不是走向资本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先进的科学、管理和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利用有益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仅不会使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歪路，反而会迅速提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强化民族精神，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还特别注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高度的”，特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高于、超越于资本主义利己主义的文明形态。邓小平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提是“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如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指明了路径，即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心内容是强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传统，扫除人们由于受西方自由化思想影响而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出现的巨大分歧与混乱，树立起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强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胡锦涛同志强调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保持理想信念，更加团结自信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进入新时代以来：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国际局势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新时代的中心任务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的文明观理论，积极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提出“五位一体”文明观理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我国已经取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重大理论成就和现实成果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进一步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方面进行了阐释和战略规划，创新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文明观理论。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规划中，明确提出“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的要求，从培育社会文明层面规制了美好生活的行为规范，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还强调，生态的优劣决定文明的兴衰，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球治理困境，“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郑重承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国内提出“五位一体”文明建设，而且开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推动者。

提出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论，超越西方文明优越、文明冲突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提出世界文明互鉴论、文明共存论，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高度，指出了世界发展大趋势，要求各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再次强调，当今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需要承认文明的多样性，认清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大势所趋；文明共存的前提是彼此尊重，保持平等、对等、多元和多向。而且，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华文明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提倡让中国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也为推进世界文明贡献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觉自信的姿态认识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谈文化自信时指出，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特质能够为推进世界文明贡献东方智慧。中华文明具有包容、平等、和谐、和平的精神特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道义、价值导向和生存理念等内容，能够顺应当今时代弥合文明隔阂、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要求，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演进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是文明理论、文明实践和文明制度的统一，是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传承和发展，是不断学习、融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也是不断追求文明成果人民共享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启示我们，在新的征程下接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注重全面系统性、规范性、引领性的文明观理论研究。

(一)坚持理论清醒和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新境界

文明理论是文明实践的先导，建构全面系统性的文明格局需要全面系统性的文明观理论成果支撑。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启发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醒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继续开拓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新境界。从方向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方向性质的文明；同时，中国的文明建设是“新型现代化”文明，既与以往人类文明史上的渔猎文明、农耕文明不同，也与西方资本逻辑下的老工业化道路不同，因此，注定是开拓性的。从时代背景看，中国已经破除对西方文明的偏执艳羡，并开始积极参与、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但在国际舆论上中国依然受到西方文明优越论、中西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霸权的压迫。如何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并打破西方文明话语霸权，这两者紧密相连。因此，第二个百年新征程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相结合，建构全面系统性的文明观理论形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明治理与治理文明相结合

文明实践推动文明制度的完善，制度完善的核心在于治理文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启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阶段背景下文明实践的核心任务是将文明治理与治理文明结合起来。从党的百年文明建设卓越成就看，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文明实践、文明制度的探索走向了文明自信，文明治理呈现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齐头并进的“五位一体”的全新格局。继续完善全新的文明建设格局不仅需要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建设，而且必须结合自下而上的民众自主参与。新时代以来，民众利益进一步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如果要达成文明治理的思想共识，实现共建共商共享就必须听取更多民众的意见，吸取各行各业民众的智慧。从文明建设的主体看，广大人民群众是文明成果的创造者，也是文明治理的主体，民众积极参与文明治理是治理文明的最好体现。因此，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我国文明制度的完善应注重以法制文明、规范性方式将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结合起来。

(三)坚持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探索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路径

文明已经从自发走向自觉，文明观理论的引领作用愈发凸显。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启发我们，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坚持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与共，须探索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路径。从历史视野看，文明传承是从自发到自我确认、自我吸收、自我扬弃的身份认同过程，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华文明进行反省、确认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结果。新的文明建设征程，需要继续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并自觉建构文明理论。从空间视野看，多样化的文明经历冲撞、比较，开始走向融合吸收阶段。一般地说，西方文明侧重“分”的思维方式，“物我两分”“主客二分”的思维认知方式成为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现代劳动分工造就生产效率极大提升，这是东方文明应学习吸收的地方。然而，这一文明模式也造成工具理性盛行，物化、异化、拜金主义等负面影响。东方文明侧重“合”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维认知不但具有生态价值，而且能够为传统工业文明造就竞争关系下的原子式个人，找到共同精神家园，为全人类应对生存危机提供治理智慧。“我们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亚洲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与人为善’的文明态度，使当今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得以改善。”因此，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智慧因子，融合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新时代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课题。

作者赵建建，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佃来，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赵建建李佃来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