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特点及未来趋势

王永贵徐凯翔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摘    要：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研究聚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等议题，为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体来看，既有研究具有跨学科与多层次相贯通、整体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问题性与对策性相联结、兼顾国际国内两个视野等特点。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完善与创新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与研究方法，为新时代铸牢意识形态防线提供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王永贵，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凯翔，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21ZDA113);

来源：阅江学刊. 2022,14(03)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1，但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捩和社会思潮汹涌激荡的格局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必要对此命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在呈现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究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动向及未来趋势，为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铸牢意识形态防线提供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

一、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

新时代以来，综观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围绕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研究。

(一)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研究

明晰命题的内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进行解读，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架构来考察其内涵。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意识形态安全是包括哲学方法论、价值学说体系和具体政策主张在内的整体安全;狭义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价值学说体系的安全，具体表现为普遍的信仰生成、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充分的话语、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有效价值引领及为实现政治整合提供价值规范。2有学者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权、解释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第二个层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多元社会的一元主导地位;第三个层次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巩固政权和凝聚社会功能，利用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3

二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状态来分析其内涵。学者们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即本国意识形态处在不受威胁、相对稳定状态。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的状态，表现为普遍的信仰生成，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充分的话语权，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为实现政治整合提供基本价值规范。4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颠覆与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5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且保持自身结构上的稳定，在发挥正常功能性作用的同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或者说免遭来自其他意识形态因素的侵蚀、破坏，巩固自身的主体地位。6

三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来认识其内涵。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从本质上讲就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的发挥，应对外来思想观念的冲击，保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控制力。7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能够适应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从容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并保持价值观体系的稳定性与适应性。8有学者指出作为具体政策主张的意识形态核心功能表现在:为政治制度建构及其运行提供基本价值规范;深度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形塑特定的经济社会秩序，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的能动作用;在文化生活领域确立基本的道德规范，引领人们的道德追求，形成协调社会关系的道德秩序。9

四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系上把握其内涵。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乎政治安全，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屏障;它关乎经济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关乎文化安全，是赓续文化传统的重要法宝;它关乎社会安全，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黏合剂”。10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担负着从政治思想和理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在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居于核心和统领地位，而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基础，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其他安全就失去依托。11

结合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界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可以被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安全稳定，不受侵蚀、破坏的态势，能够切实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发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等功能。未来仍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二)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研究

理论基础是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学者大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展开分析。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就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阐述。其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研究，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切入，指出要全面加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必须要辩证地对待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辩证地把握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之间的关系，辩证地把握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和文化建设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12其二，关于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研究，有学者将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坚持和改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保证，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加强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满足群众利益，赢得群众信任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13还有学者指出“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开端，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安全实践工作具有若干重要的启示。”14有学者对列宁的“灌输论”思想进行研究，认为灌输仍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启示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灌输和武装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年。15

二是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学者大多以此为蓝本展开研究。第一，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有专家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解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怎样保证国家安全”的问题，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系统，通过各领域的安全治理来达成总体国家安全的效果，又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状态的保持来推动各领域的安全治理。16有的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切入，指出重新审视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应对之策，关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第二，关于习近平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研究，有学者把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论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高度重视，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遵循，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工作思路，贯彻辩证思维的行动准则，依靠法治的基本治理方式，以核心技术研发为关键保障。18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论述进行解读，指出习近平从国际、国家、社会和个人四个维度全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哲学范畴统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方略和行动指南。19

(三)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研究

立足新时代，中国仍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冲突竞争的格局之中，两种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依然存在，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学界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风险研究。学界认为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领域广泛、手段灵活、定位清晰且程度深化，是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从渗透领域广泛化来看，有学者指出西方民主输出威胁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输出使部分民众在文化上崇洋媚外，威胁社会主义价值观;信息舆论多元化传播威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宗教渗透多角度、全方位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的信仰认同。20有的指出，在政治层面上，西方国家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的隐蔽性大搞“民主输出”;在文化层面上借助文学影视作品、游戏及教育和文化交流等途径输出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寻找和培植代理人及“意见领袖”来诋毁、歪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形象;在宗教信仰层面上，非法组建宗教活动据点和控制我国宗教团体以干涉宗教事务，大肆传播“以宗教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西方思潮”。21从渗透手段灵活化来看，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打磨，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渗透手段也更加多元多样，利用电影、游戏等文化产业强势扩张，也通过教育、学术交流、非政府组织等影响民众价值观念，扶持“网络公知”“意见领袖”挫伤党和政府形象。22有的学者从西方国家媒体渗透手段转型的视角指出，它们开始考虑整合各种传播媒体，发挥它们的立体覆盖作用，具体做法就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将传统传播方式和现代传播方式进行有机整合，强调新媒体在意识形态渗透中的地位和作用。23从渗透对象重点化来看，有学者认为高校师生面对繁杂的社会思潮、多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混乱的社会价值观念时极易受到影响和诱惑，西方敌对势力把高校师生群体作为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争夺的重点对象。24有的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最突出和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赢得青年，而青年网民群体，是被西方敌对势力寄予希望的最大的政治“变量”。25从渗透力度加强化来看，有学者指出西方一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持续制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舆论氛围，相继炮制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对中国的指导思想、社会制度、文化基础展开全面攻击。26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研究。学界认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衍生出诸多风险。首先，我国网络信息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落差，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网络核心技术霸权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危险系数增大，西方敌对势力和暴恐分子正在破坏性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及其最新发展成果，加剧中国的社会调控风险。27有的认为我国整体上与国际先进网络技术差距较大。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网络热潮使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过于注重技术的优化和改善，而忽视了最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研究。28其次，网络的特性致使网络意识形态呈现难以控制，有的指出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平等性、交互性等特征使得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削弱，网络信息复杂化消解意识形态认同，多元主体对于信息的扩散传播加大了意识形态把控的难度，网络强大的传播广度和速度都消解了维系意识形态安全的战斗力。29还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特征分析指出，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性，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失语”的风险;互联网企业的资本逻辑这一隐性特征，隐藏着资本扩张操纵舆论的风险。30有学者从网络的开放性视角提出，网络削弱了以往传统媒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网民自由选择并散发海量信息，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夹杂其中，对网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削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31最后，网络领域建设工作滞后，有的指出网络文化安全机制的不完善直接影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凝聚力，具体表现为网络舆论引导失效、负面信息无限放大及降低人们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32

三是社会加速转型的风险研究。第一，转型期社会阶层多元化加速，有的认为现阶段我国多种新兴社会阶层随着新产业的涌现而逐渐壮大，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处在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利益多元化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33有的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遭遇挑战的社会根源之一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建构，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化。34有学者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人们的利益分化、诉求多元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元化。35第二，转型期社会风险事件的舆论演变加剧，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风险事件表现为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现实问题设置话题，集中传播特定指向信息，挑起意识形态论争，制造舆论氛围等。36有学者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视角指出在抗击疫情这一特殊时期，不仅要与新冠肺炎病毒进行斗争，更要警惕思想舆论上的“病毒”蔓延，打好疫情防控时期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战。37还有的指出，有些人受敌对势力的控制而借助各种舆论工具炒作热点事件、制造舆论事端、败坏国家形象，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和民意互动中用激进性、蛊惑性、煽动性的思想言论策动一些抗议或示威活动乃至恶性暴恐事件。38

四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内生问题研究。其一，建设主体“存懈怠”。有学者从“不坚定”的视角指出，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使他们精神懈怠，思想信仰缺失，直至走上贪污腐败的违法道路，从而丧失意识形态的成效，最后逐渐侵蚀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39有的从“不强大”的角度提出，意识形态治理主体不够强大会引致系列问题:缺乏创新能力而难以抵御新技术革命对意识形态阵地发动的攻势，从而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思想变化的步伐;难以科学引导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认同的不坚定现象，使意识形态生态治理趋于无序分散的发展状态等。40其二，建设方法“有滞后”。有学者分析当前教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不高问题，指出会议式、说教式的传统工作方式依然没有改变，理论宣讲、报告研讨等形式正逐渐失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新闻宣传的议题设置亲民化、生活化不足，话语媒介缺乏分众化应用，话语影响力有所减弱，贴近百姓生活、群众乐于参与的载体较少。41其三，阵地占领“不理想”。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占领不充分、作用效果不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传统媒介阵地作用发挥不佳，阵地占领效果不明显，导致官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不高;新兴媒介阵地占领不充分，阵地管理易失控;教育传播阵地占领不牢固，高校的某些领导和教师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42

总的来看，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研判大体呈现四重理路，即从国际视野出发透视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挑战，从社会加速转型探究社会性挑战，从网络飞速发展考察信息化挑战，从内部要素分析内生性挑战。学界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风险进行多维分析，既值得正视，又需进一步整合与创新。

(四)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原则和路径研究

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彰显磅礴伟力，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任务，学界从治理原则、战略设计、关键部署、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及阵地建设等方面展开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研究。

一是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原则研究。从整体视角来看，有专家指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中国特色与国际话语建设相统一等原则。43有专家总结抗疫斗争中的意识形态工作，结合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的六大原则，即坚持立破并举、做到疏堵结合、抓住关键少数、加强阵地建设、注重能力提高和争取内外联动重要原则。44从具体领域来看，有专家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构建的角度，指出要始终遵循“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育人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齐抓共管”等四大原则。45有专家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行探讨，指出新时代要坚持主要领导带头抓和主管主办、属地管理原则，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问责力度等，使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成为全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46有的从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角度切入，指出要坚持和体现实践性、人民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基本原则。47

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设计的研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宏观的视角与理念不断向前推进。从战略地位来看，学界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如有专家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巩固，都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来支撑，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48从战略领导来看，有学者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的关键作用，才能有效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49从战略布局来看，有的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角度探究如何塑造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才能够做到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50

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关键部署的研究。学界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研究防控意识形态的路径。其一，提升经济能力以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有的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否有效，归根到底还是要反映在中国的发展现实和发展成果上，进一步稳定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利益需求，是促进人民群众自觉支持、广泛参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51其二，文化建设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指出，树立文化自觉，才能应对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坚定文化自信，方能有力提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支撑。52有学者指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有利于引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将党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文艺作品中。53其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有的从话语权建设的角度指出，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是时代需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透彻阐述和科学概括，不断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54有的从抵制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角度提出，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是抵制西方学术化渗透的应然选择。55其四，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下紧迫的现实任务。从内向维度来看，有专家提出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及时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的话语内容，坚持话语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坚持话语价值切实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坚持推进话语形式的民族性和大众化。56有专家认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就必须进一步练好意识形态“内功”，这在根本上要聚焦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57从外向维度来看，有学者从创新话语表达的视角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把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传播出去，向世界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增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58

四是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安排的研究。学界认为要战胜风险挑战，必须要坚持完善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有学者提出健全完善这一根本制度，要在实践中创新完善相关制度体制，发挥根本制度的统领作用，构建以根本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制度落实。59其二是完善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制度。有的提出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意识形态报告制度等。要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真正确保铁规发力、制度发威。60还有的从意识形态安全与制度安全的关系分析，指出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建立和完善议题设置制度，不断提升话语权;建立和健全舆情引导制度，以理想凝聚共识，以制度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61其三是落实防控意识形态风险的体制机制。有的学者指出要将体制机制建立落实到风险防控的全过程，即建立研判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研判能力;建立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评估能力;建立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协同监管能力;建立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分责追责能力。62

五是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组织保障的研究。学界重视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生根见效。其一，强调组织纪律。有学者从反腐的角度分析，认为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需将反腐败工作的开展与社会正能量的激发统一起来，坚持“破”与“立”辩证统一，将反面典型的曝光与正面典型的树立相结合，在不断反腐败的过程中引导大众增强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63其二，建设人才队伍。有的从人才支撑和组织保证的角度分析，认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建设一支专、兼、自相结合的宏大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为人们释疑解惑，破除错误思潮造成的理论迷雾。64还有的认为要加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保障智库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资源，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专业、稳定、高水平的人才队伍。65其三，强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有的指出能力建设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占据着关键地位，要强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能力、斗争能力与创新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66有学者从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角度提出广大责任主体必须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即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意识形态斗争能力、意识形态大数据运用能力。67

六是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建设的研究。其一，高校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学者大多基于特定视角分析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与方法，比如有学者从场域惯习理论出发，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体系概括为一种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的运行空间，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斗争性是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场域的运行特征。68有的则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角度出发，指出课程建设要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主动担当中，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理论辩护力、话语影响力、环境塑造力，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角度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69有学者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遵循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将“固本强基、研判风险、落实责任、同心合力”作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构建理路。70其二，网络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学界普遍认同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抓手，从不同场域出发研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譬如有的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的视角指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氛围中重塑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锤炼意识形态主体的践行力。71有专家从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和功能出发，指出努力探索发挥网络意见领袖对意识形态安全积极作用的有效路径，才能以争取网络意见领袖的科学策略趋利避害，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场域，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72其三，网络时代下高校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重地。部分学者对网络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进行综合研究和细化研究。有的认为全媒体视域下，高校要加快树立全媒体融合思维，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善用大数据筑牢高校网络阵地。73

整体来看，学界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路径”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且呈现争鸣之势，措施多元化、对策多样化，但由于该命题的研究时间较短，难免出现一些浮于表面、论证不足和有待深化研究等薄弱之处。

二、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主要特点

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党中央政策的文本及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变化进行理论分析、风险研判与路径探析，协同推进多领域和群体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总体性建构，为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来看，学界现有研究主要有五个特点。

第一，跨学科与多层次相贯通。学界从不同学科、领域与层次展开了系统广泛、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著作方面，以“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或主要研究内容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冯宏良著《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版)、胡伯项著《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版)、郝保权著《多元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版)、陈中奎著《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版)、王华著《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0版)等。在期刊文献方面，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以2012年11月至今为时间范围进行检索，共检索到各类文献1.15万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2446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492篇，重要报纸文章144篇)，这些期刊论文、报纸文章立足于不同视域，就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研究和阐述。首先，从跨学科来看，一是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政治学等学科对意识形态安全展开研究，涉及全球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安全、政治安全、新闻与传媒等多个学科。二是从人工智能、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等自然科学视角对此命题进行研究，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其次，从多层次来看，学界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群体等不同层次，围绕意识形态安全这一主题，着力在风险研判、表现形式、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最后，学界在跨学科与多层次的贯通中全面阐明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结构功能及适用范围等，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论断、方法、结论等，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支撑和丰富素材。

第二，整体性与重点性相统一。首先，学界注重把握整体性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从要素整体性来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一个包括多重要素的有机系统，学界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诸多要素展开研究，涉及指导思想、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文化精神、道德秩序、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等;从空间整体性来看，从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来分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局势，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内国际环境;从理论整体性来看，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学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来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整体性;从实践整体性来看，学界注重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连续性中汲取历史经验，运用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之中。其次，既有研究的重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在诸多要素中抓住重点，比如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共产党员这个“关键少数”、青少年这个“重点群体”、基层工作这个“重要环节”等。二是注重把握理论重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主流价值取向的“一元主导”等。三是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中把握重点，着眼于新的历史方位并注重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与前沿阵地的建设等。最后，既有研究在整体性与重点性的统一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勾勒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发展与实践理路的大致图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框架。

第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首先，在继承性方面，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重视，在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界定及主要内容、重要性、挑战及对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现有研究继承了以往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和逻辑理路。其次，在创新性方面，一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学界逐渐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深度剖析。二是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研究内容上的创新，新时代、大数据时代、数字时代、智能时代、全媒体时代等与意识形态安全相结合的研究逐渐兴起。最后，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在“变”与“不变”中守正创新。所谓“变”，一是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的研判发生变化，从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文化等带来的风险转变为阵地占领不充分、党内不良政治文化侵蚀、网络等带来的风险;二是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视域从“面”向“点”的转化，逐渐从整体视域转向具体领域。所谓“不变”，一是我国意识形态长久以来面临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状况没有变，社会转型致使利益分化，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风险的情况没有变;二是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没有变也不能变;三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没有变，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措施没有变。“变”的成分要求研究者不断适应新情况，调整新视角，制定新措施，“不变”的成分要求研究者辩证坚持已有研究成果的必要成分、吸收合理成分、创新保守成分，最终在“变”与“不变”中实现承继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四，问题性与对策性相联结。首先，在问题性上，一是从时代“大问题”看，学界敏锐察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新形势，洞悉世界格局内意识形态斗争新问题新趋向。例如在针对国内多元化社会思潮，学界提出强化阵地建设;针对国际社会中“西强我弱”局势，学界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建设国际意识形态传播力等。二是从领域“小问题”看，学界洞察多领域存在意识形态问题，譬如:文化的“失语”或“无语”问题、文艺中“泛娱乐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存在“有数量缺大师”的问题、理论体系设计权威性与人民性统一的问题等。其次，在对策性上，一是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指引上，学界围绕“极端重要地位”“两个巩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展开研究，紧扣时代脉搏，为破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多重风险提供思想指引;二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具体措施上，学界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战略设计、关键部署、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及阵地建设等方面展开研究，着眼最大变量，坚持立破并举，生成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劲动力。最后，问题性与对策性相联结，从宏观上对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阐释，明确提出坚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形成一定共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第五，兼顾国际国内两个视野。首先，从国际视野看，一是学界指出国际领域意识形态问题凸显，国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入侵和渗透呈现出领域多样化、手段多元化、主体分明化、程度纵深化等特点，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多种挑战。二是学界考察了国际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的原因，意识形态安全深刻内嵌于国际局势之中，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捩，国际格局演变具有复杂性、国际秩序之争具有长期性与国际形势曲折性，客观上增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上升给长期习惯于以世界霸主和全球中心地位自居的西方带来恐慌，他们抢占所谓道义制高点，歪曲与抹黑中国。三是有学者分析西方国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举措，指出深入研究他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国内视野看，一是学界综合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转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得到巩固，但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社会加速转型及意识形态建设的内生问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依然形势严峻。二是既有研究展望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动向，提出加强意识形态安全要更加关注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重点人群，采取多种措施以增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最后，学界兼顾国际国内两个视野，在对标国际格局演变、国内社会转型、社会思潮涌动中，明确了新时代我们既要争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创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环境，又要改善内生问题，强化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学界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国内”双维阐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未来趋势

综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命题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全的探讨，但无论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工具，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中尚需深耕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的具体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目前学界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内容还需展开系统研究，对“我们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如何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理解不够明确、研究不够深入、观点不够清晰，由此导致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的总体逻辑串联难以形成。如何进一步深度总结和提炼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建设实质和战略价值，回答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具体内容、结构层次等关键性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二是目前学界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内容有待拓展，譬如关于“技术”问题需进一步廓清，当前学界多数研究是从单纯的技术工具角度来审视大数据时代对于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影响，缺少关于技术本身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关注和现实观照。研究中既要充分考虑到技术作为时代背景要素之一，也要考虑到技术作为建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工具手段之一，更要考虑到技术内蕴深刻价值导向，其建构的重点需要实现三者的有机联系。为此，需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技术挑战、技术创新理路、核心技术诉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时代性的审视，进而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中的技术问题，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工具理性和精神实质。

其二，从研究视角来看，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全方位、系统性、多视角的整体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大都缺乏从国家战略高度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全局的总体性视野来通盘考量，同时对于意识形态安全体系自身建构的研究，如体系的战略意义、价值目标、结构层次、内在机理、实践路径等缺乏整体研究。而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理论阐释和实践探寻的建设框架。因此，进一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论述，才能更好指导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打破地域界限、时空界限、阶层界限，把好思路好措施统合起来，在展示特色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建构措施。学界对此问题的阐发和论述大多是针对特定时期进行分析，将不同时期的安全举措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这给相关理论研究留下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从总体上概括和归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问题，还需要在明确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既坚持方向又尊重创造，既统揽全局又把握态势，既尊重差异又兼取众长，既分类推进又全面协调，既为我所用又体现特色。另外，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研究大部分倾向于逻辑演绎阐释，大多视角单一或者割裂，整合性研究有待深入。基于此，未来的研究仍需坚持跨学科视域和整体性研究视角来加以深入考察。

其三，从研究深度来看，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的理论基础、理念原则、结构框架等方面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对相关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如何凸显系统化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有待深化和厘清，如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战略定位、概念内涵、基本范畴还存在争议，界定尚不够统一和清晰，特别是关于体系建构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范式的深化需要进一步推进。一是增强时代性，需要进一步探讨面向“十四五”时期以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进一步探索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整体结构。从时代境遇透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有何要求、如何应对，深刻把握新形势的变化特点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努力探索体系建构的新方法、新路径。三是进一步探索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实践措施。突出安全体系建设的方向性，改变单一布局、缺乏协调的被动状态，把领导组织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建构起立体化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四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始终在场，从系统角度审视两者的有机关系更是建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重要视域，仍需加强这方面研究。

其四，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路径研究需注重实证性研究。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不是单纯的理论研讨，重要的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目前学界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的研究还处于“强理论、弱实践”“强推演、弱践行”的现状，即主要从学理上阐述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问题，并没有将其紧密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之中。大多数研究也主要采取理论分析模式，实证研究不足。缺乏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现实性不够，提出的路径和对策难免有些理想化，操作性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理论，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并且丰富发展。因此，我们在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还需加强对实证性和应用性等研究。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2(1)冯宏良:《制度与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3(2)莫纪宏、诸悦:《论完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4(3)侯欣、谢成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刍议》，《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5(4)周正刚:《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文化问题与社会和谐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7页。

6(5)寇鹏飞、陈宪良:《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

7(6)刘力波:《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路径探微》，《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

8(7)舒刚:《基于政治安全的网络舆情治理创新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6页。

9(8)冯宏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0(1)郑敬斌、初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11(2)韩强:《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的研究》，《探索》，2021年第1期。

12(3)涂成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13(4)燕芳敏:《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

14(5)张安、方小年:《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15年第10期。

15(6)樊欣:《列宁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理论视野》，2020年第5期。

16(1)颜晓峰:《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和平的安全观》，《人民论坛》，2017年第21期。

17(2)张姝、蒋玉涵:《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

18(3)刘永志、徐思宇:《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第8期。

19(4)王斌、肖光荣:《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20(5)吴传毅、金庭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21(6)郑敬斌、初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22(7)王永贵、廖鹏辉:《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之道》，《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3(1)黄世虎:《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特点与应对策略探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4(2)徐国民、胡秋玲:《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25(3)刘永志:《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新态势及我国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26(4)本刊记者:《在迈向伟大复兴中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境界——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贵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27(5)丁存霞:《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8(6)彭均:《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理论导刊》，2022年第1期。

29(7)侯天佐:《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7期。

30(8)聂智、肖皓文:《“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

31(9)邢云文、肖扬:《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32(10)王苗、韩风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威胁四维论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10期。

33(1)俞婷:《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年第4期。

34(2)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35(3)唐爱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36(4)杨军、杨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与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1期。

37(5)侍旭:《“四个着力”打好抗疫时期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6期。

38(6)段光鹏、王向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与防范》，《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12期。

39(7)俞宙、李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问题及建设路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0(8)贾立政:《关于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使命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4期。

41(9)王景云、齐枭博:《风险与防范: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构进路》，《理论探讨》，2022年第2期。

42(10)王永友、史君:《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方式与应对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43(1)洪晓楠、王坤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总体样态、原则遵循和实践方略》，《探索》，2020年第6期。

44(2)朱继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的原则》，《前线》，2020年第9期。

45(3)冯刚、梁超锋:《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重点》，《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2期。

46(4)朱继东:《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六个坚持”》，《前线》，2021年第8期。

47(5)郝苏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6期。

48(6)金民卿:《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时代依据和对策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49(7)王永贵、史作廷:《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战略审视和创新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8期。

50(8)张筱荣:《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51(1)俞宙、李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问题及建设路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52(2)曹建文:《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审视与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53(3)郑洁、赵菊明:《新时代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多维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2期。

54(4)丁鹏:《新时代如何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6期。

55(5)刘建华:《当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及其应对》，《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56(6)袁银传、张顺凤:《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2期。

57(7)韩庆祥:《“意识形态建设内功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58(8)郑洁、赵菊明:《新时代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多维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2期。

59(9)韩强:《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的研究》，《探索》，2021年第1期。

60(1)方旭:《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理论视野》，2021年第9期。

61(2)张三元:《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制度逻辑》，《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12期。

62(3)徐国民、胡秋玲:《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63(4)刘力波:《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路径探微》，《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

64(5)段光鹏、王向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与防范》，《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12期。

65(6)陈燕:《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1日。

66(7)廖鹏辉、王永贵:《中国共产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百年审视与新时代展望》，《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67(8)郑敬斌、刘敏:《坚决打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攻坚战》，《红旗文稿》，2019年第10期。

68(9)李昌祖、骆汉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架构和运行特征——基于场域理论的视角》，《教育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

69(1)陈勇、马晓燕:《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担当》，《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 期。

70(2)丁存霞、龚超:《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的理论思考》，《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71(3)路媛、王永贵:《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及其安全治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72(4)方世南、徐雪闪:《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意见领袖作用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73(5)张青、张波:《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实践进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