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一百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伴随着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成果蔚为壮观。伫立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演进，钩深探赜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遵循，审思明辨中共党史研究的未来路向，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常态化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与宣传，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支撑。

一、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

百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牢牢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史事件、会议和人物精耕细作、守正创新，科学回答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整理形成了宏大丰富的史料文献，努力取得了辉煌灿烂的学术成就，不断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由萌芽走向成熟。

（一）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通观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发展图景，就其概念范畴、对象指向、历史起点和历史分期等基本问题，学术界和理论界均整体性地作了科学解答。

1.关于“中共党史”概念运用的考察

当前，“中共党史”已经成为惯用的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不过，这一概念并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存在，而是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学界在其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上基本持相同观点。王炳林、姚宏志等人在考证大量党史史料的基础上，认为在运用“中共党史”概念之前，党通用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史”等概念。1938年6月，张闻天最早使用“中共党史”概念，体现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中。王炳林指出：“随后，中共党史这一概念广泛出现在党的文献及领导人讲话中。”[2]关于“中共党史”这一简称概念的形成缘由，学界普遍认为，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迅速传入中国，并在党的内部广泛传播，顺理成章地影响着党对自身历史简称的确定。譬如，姚宏志指出，“中共党史”概念的提出，“深受‘联共（布）党史’或‘联共党史’概念的影响”[3]等。

2.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考察

1942年，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4]这个重要指示成为之后开展党史研究的根本指针。百年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便是将“已经完成时”的全部党史作为总结和研究对象的。当然，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学界在毛泽东确定的研究对象界限内，不断进行丰富和细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置身史学史范畴，需要首先阐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张静如提出：“中共党史学史的对象，也就是中共党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5]后来，学界又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化。周一平认为应包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等[6]。孙英认为应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7]等。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将党史和党建融合起来，形成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大大拓展。可见，中共党史是一个时空概念，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在空间上有延展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蕴含延续性和延展性特质。

3.关于中共党史研究起点的考察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历史起点的探究，需要在充分进行党史史料论证的基础上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纵观百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学界并没有人撰写以中共党史研究历史起点为题目的专门学术论文。不过，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涉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起点且存在学术争鸣。张静如较早提出，“1924年，出现了从史的角度论述党的奋斗经历的文章”[5]。之后，大部分学者坚持和采用了这一观点。譬如，沈传亮指出：“大部分党史工作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期（大约是1924年）。”[8]宋学勤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萌芽阶段始于1924年。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周一平指出第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献是写成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基于此，他把中共党史研究的萌生定在1921年。[9]吴志军在论述党史研究的兴起时，明确提出“从1920年代开始”[10]。王炳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对党史的研究就逐步开展起来。”[2]总的来看，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起点虽有学术争鸣，但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始终是普遍共识。

4.关于中共党史历史分期的考察

党史分期至关重要，得不出符合规律的历史分期，就不能保证研究的政治性和科学性。毛泽东较早对党史分期作出科学的理论判断。1942年，他提出了党成立后至抗日的分期：“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4]之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遵循了这一划分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把中共创建后的三十年历史分成“四个段落”，在“三个阶段”基础上增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11]。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历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12]四个阶段。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将改革开放后的党史分为“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改革开放新阶段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13]。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分为10章，叙写了中共党史的“十大时期”。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大历史视角，将百年党史历程概括为“四个历史时期”，这是最新最权威的表述。

（二）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述要

百年中共党史研究历经酝酿萌芽、逐步展开、迅速发展、遭受挫折、拨乱反正、全面繁荣和创新发展阶段，积累了浩瀚如烟的史料文献，取得了光辉夺目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百年辉煌。

1.酝酿萌芽阶段（1921-1935年）的成果述要

这一阶段党史史料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董必武著）、《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瞿秋白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著）、《党史报告》（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史》（邓中夏著）、《中国大革命史》（华岗著），以及党史人物传记《牺牲》等。其中，《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被称为“一部开创性著作”[5]，“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研究专著”[14]。在该书中，蔡和森初步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目的、任务和对象，总结了早期党建的经验，从而奠定了早期党史研究的基础方法。不过，这一阶段党史研究存在“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还不够彻底”“叙述方法比较单一”[15]等问题。

2.逐步展开阶段（1935-1949年）的成果述要

随着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党由幼年走向成熟。延安整风期间，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党史研究由此逐步展开，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阶段，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文献包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张闻天编）、《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王若飞编）等；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文献包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王稼祥著）等；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献包括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相继编著面世。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是“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开篇之作，为把党史研究引向科学化轨道作出了重要贡献”[16]。此时，从中央到地方，党史研究队伍陆续成立，党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有序开展，中共党史学科得以初步建立。但是，也存在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人物评价绝对化等不足。

3.迅速发展阶段（1949-1966年）的成果述要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党在全国执政的开始，中共党史研究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共党史研究在文献系列化出版、教材系统化编纂、人员规模化培养、学科专业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毛泽东选集》（1-4卷）面世，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二是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框架，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党史的权威教材；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成为干部培训、高教系统的重要教材。三是中共党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必修课”在全国逐步开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于1953年改名为“中国革命史”，1959年“中共党史”课程正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四是随着党史研究人员、机构和教材的逐步增加，党史学科逐步发展起来。不过，这一阶段的党史研究也有缺陷，“对作为学科基础理论的党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很不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简单化和片面性”[15]。

4.遭受挫折和拨乱反正阶段（1966-1981年）的成果述要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党史工作者受到迫害，中共党史研究的正常氛围被破坏、学术化道路戛然中断，其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文献也是服务于阶级斗争。1976年至1981年，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得以拨乱反正，主要任务是运用唯物史观矫正被“文化大革命”搅乱的党史研究，为受诬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刘少奇同志白区工作业绩永放光芒》《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等文章相继刊出。

5.全面繁荣阶段（1981-2012年）的成果述要

这一阶段，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快速破旧立新，呈现出思想丰腴、领域丰厚、成绩斐然的生动图景。一是《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二是出版了系列党的文件和档案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三是出版了大批党的领导人文集、年谱和传记，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邓小平文选》等。这些汇编、文集和年谱为深入研究党史提供了客观真实且视角全面的史料文献。四是高水平研究著作竞相面世，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编）、《中共党史学史》（张静如等编）、《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等。其中，张静如是开拓者之一，成功筑建了中共党史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等相继出版，为确立系统完整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一时期，党史研究“领域得到很大拓展”“视域表现出多样性和创新性”[17]。不过，也存在沿袭革命年代形成的传统概念、结论和提法等问题[18]。

6.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的成果述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新常态。一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新思想”）是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新思想”学习纲要、学习论丛，以及习近平系列重要论述选编陆续出版。二是聚焦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毛泽东诞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历史活动的高质量成果数以万计，可谓热点集中、亮点纷呈。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相关研究为例，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等相继出版党的通史、专史、论著和文献汇编，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简史》《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等；曲青山、石仲泉等党史大家围绕党的百年、历史决议、伟大建党精神等进行史料论证和学理解读，揭秘了百年大党成功密码。三是出版了一系列党的专史和口述史，如《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等。四是关于“新思想”、百年党史、历史决议、精神谱系等的学术文章呈现出井喷之势。五是中共党史党建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新一轮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中被列入一级学科行列，学科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总之，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在文献编辑、论著出版、论文发表、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创新性发展。当然，也存在研究领域和时段“冷热不均”、局限于史料复原等问题。

二、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遵循

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发展，有助于钩深探赜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遵循及价值意蕴。历史和实践证明：百年中共党史研究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精神、党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党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为基本遵循，彰显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一）以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精神为基本遵循

百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无论研究范式如何更替、转换，都离不开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精神的指导。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指导党史研究的专论，基本建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立场、方法、分期标准等理论框架，为此后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推动中共党史学科顺势出场。

1.厘定中共党史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问题是首要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第一步就要解析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然后才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即研究“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从而框定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此后，无论是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还是党史专著及党史学科论著，都是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或者更加具化、细化的“党的发展过程”为对象展开的。简言之，中共党史研究就是对“已经完成时”和“正在进行时”的党的历程进行梳理、考证和辨析，从而得出合政治性、合科学性结论的过程。如今，随着党领导人民迈向伟大复兴实践不断向前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也不断延续拓展，呈现出极大丰富的局面。

2.明确中共党史研究立场

研究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立场不同，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就不同。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4]从结果导向上看，毛泽东又强调如果不坚持这个立场，“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4]。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的立场论，是从对站在共产国际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他指出，“搬外国的东西”，“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4]归根结底，毛泽东主张的“以中国为中心”，就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认识中共党史。回溯百年，在中共党史研究和探寻党史学科生长点的过程中，这一立场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坚持。

3.总结中共党史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问题是关键问题。方法不同，对同一对象的认识程度就不同。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强调：“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4]接着，毛泽东将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通俗地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这段讲话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遵循。邓小平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9]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20]总之，从“古今中外法”到实事求是的方法，将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1]，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是百年党史研究的主要经验。

4.界定中共党史分期标准

党史分期及其标准确定，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对党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的政治把握。标准不同，分期便不尽相同；分期不妥当，对党的认识就可能出现偏差。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按照发展顺序，将1921年至1942年的党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三个阶段。接着，他指明了划分的标准，即根据“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4]进行划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共党史的分期划分和界定的划分标准，成为后来党史工作者对党史进行阶段划分的基本遵循。如今，政治上和学术上都习惯于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划分中共党史的“大时期”，根据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来划分中共党史的“小阶段”，实质上都是沿用毛泽东提出的党史分期逻辑。

（二）以党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为基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1981年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22]。实质上，百年党史研究正是以这两个历史决议为基本遵循展开的，并在追求真理和服从决议的统一中彰显出内在价值。

1.研究1945年以前的党史，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本遵循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由于对党史上的重要问题出现严重争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主导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共七部分，系统总结了1921年至1945年的党史，重点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若干问题进行了科学评价，特别是对党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批判，并对党中央领导路线给出结论。该决议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12]该决议在结语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2]总的来说，该决议清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影响，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该决议既是百年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为研究1945年前的党史、认识1945年后的党史提供了基本遵循，推动了党史研究价值的实现。譬如：该决议高度肯定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确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党史，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力求还原党史真正面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2.研究1949年至1981年的党史，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本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更是成为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23]。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24]为此，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共八个部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党史作了客观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25]；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作出科学概括。邓小平强调，“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26]该决议是一部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文献，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史、认识改革开放后的党史提供了基本遵循，推动了党史研究价值的达成。譬如：该决议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其核心一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6]；该决议对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会议和人物的评论都没有过时，仍是当前党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该决议彰显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27]，即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和坚决纠正错误的态度，正是党史工作者研究党史的应有态度。

（三）以党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为基本遵循

列宁曾提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28]在百年党史演进历程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主题主线，其主流本质是历史的主要方面。始终牢牢把握百年党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是党史工作者的基本遵循，以此彰显党史研究的价值。

1.始终牢牢把握百年党史主题主线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9]近代中国，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民族蒙羞、文化蒙尘的苦难困局，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又必然走向“幕后”。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天然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誓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路人和主心骨。此后，党团结带领中华儿女创造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和实践表明：近代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就是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回顾百年党史研究，一方面，广大党史工作者始终以此为遵循，用丰富的党史资料和科学的党史理论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科学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核心密码；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为党的建设服务、聚焦解决党建问题而展开的，百年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宝贵经验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2.始终牢牢把握百年党史主流本质

百年党史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党史人物前赴后继，百年党史细节浩如星辰，百年党史主流本质弥足珍贵。历史和实践表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成就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伟大飞跃的历史，以及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锻造成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中国、引领世界的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党史的主流本质。牢牢把握百年党史的这些主流本质，是中共党史研究须臾不可背离的“定盘星”。回顾百年党史研究，广大党史工作者始终秉持大历史观，从1840-1949年、1921-2021年、1956年（可推及1949年）至21世纪中叶的“三个一百年”时空逻辑出发，深刻认识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并从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前行智慧。与此同时，广大党史工作者也深刻认识到党在前进道路上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深刻明白无论顺利还是曲折，都是百年党史的组成部分，从而深刻洞见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三、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未来路向

回溯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和辉煌成就，探赜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推进的基本遵循和价值意蕴，是做好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立足当下、关照未来推进党史研究，在领导力量上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行动指南上要以习近平关于党史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学科建设上要汲取党史研究智慧推动党史学科建设跃进，在赓续发展上要坚持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研究新起点。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0]中共党史研究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百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领导党史研究健康快速发展。

1.坚持党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领导

中共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百年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领导党史研究工作。1941年，中央成立高级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加强对党史研究的领导。1942年，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导党史研究。1980年，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三级机构，开展党史资料的挖掘、研究和编写工作。邓小平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26]江泽民从教育青年、争夺接班人的角度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党史工作的深远的历史意义。”[31]胡锦涛把“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32]2010年，第一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了关于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等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把党史研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百年来，正是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中共党史研究才取得辉煌成就。

2.加强党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领导

“党史工作是全党的工作”[33]，各级党委要牢记中央的这个重要指示，进一步担承主责主业，确保主要领导亲自抓、重大问题有研究、基本经费有保障，从而更好地服务大局。当前，加强党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在落实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习近平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34]当前，广大党史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立场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具体来说，一要在思想认识上分清是非，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为党，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二要在根本立场上更加坚定，通过党史研究成果全景展现党爱民为民富民利民的伟大成就；三要在历史结论范围内深耕细作，避免触碰研究“禁区”。同时，中共党史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离开科学性，党性就无从谈起。具体来说，一要坚持唯物史观，将党史事件、人物和会议放在历史时空场域内研究，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二要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在充分的史料支撑基础上得出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三要确保党史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恒久考验。

（二）以习近平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发表过系列重要论述，贯通历史、关照现实，从“为什么要重视党史，书写什么样的党史，怎样研究党史”三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共党史的作用，重点关注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路径，对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必须以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指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努力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

1.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首次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20]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指南。30多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35]。苏共衰亡的教训表明：只有坚持正确党史观，站在历史的正确面，才能破除迷雾，不断前行。当前，广大党史工作者要坚持用习近平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廓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阴霾，注重用事实和史料说话、用扎实的学术研究来对抗错误思潮，用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和荒谬性，从而强化理论辨析能力，增强思想指引，努力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2.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党史工作的灵魂。习近平始终强调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党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6]。对于党史上的失误和错误，习近平指出：“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37]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面对西方历史虚无主义的袭扰和侵蚀，习近平特别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得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广大党史工作者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遵循党中央评价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已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史料考证和理论诠释。

3.注重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0]，“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38]。针对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年，习近平强调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39]针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习近平强调要把学习党史作为一生的“必修课”。[34]严格来说，中共党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还必须修好。百年党史是关照现实的精神财富，是点亮未来的精神灯塔，蕴含着取得胜利的精神秘钥。当前，广大党史工作者要切实用好用活党的历史这本“教科书”，把党的历史学习好、宣传好、研究好。一方面，深刻回答我们党过去为什么成功、未来怎样继续成功，旨在进一步坚定信念、明确方向、鼓舞斗志；另一方面，确保以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不断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在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开辟未来道路。同时，新时代的青年要自觉学习、深刻体悟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精神，从百年党史中不断汲取信仰和力量，在学思践悟中成长成才。

（三）汲取党史研究智慧推动党史学科发展

党的百年征程是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丰沃土壤，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为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建构和实践向度。百年来，党的奋进征程、党史研究历程和党史学科发展始终同向同行、相得益彰。广大党史工作者应汲取百年党史研究智慧，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全面、快速发展。

1.善用大历史观谋划中共党史学科发展

习近平始终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注重从中华5000年文明史、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近代以来180年变迁史、100年党的波澜壮阔史和新中国发展70年、改革开放推进40年等长时间段来考察和研究党史。做好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善用“大历史观”的思维方法，十分必要。广大党史工作者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的视野中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精准掌握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和精神道统，更好地认识中共党史学科发展规律和历史方位，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运用集成史料夯实中共党史学科发展

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史资料的保管和利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成立，这些机构70多年来在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各类党史档案资料的整理汇编较为齐备，对史料的新挖掘、新研究层出不穷，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40]广大党史工作者要严格按照这个重要指示，系统运用党史上的档案史料、报刊资料、文件汇编、著作史料、口述史料等集成材料，在搜集、考证和运用的基础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3.厚培党史研究人才引领中共党史学科跃进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对于中共党史学科来说，党史研究人才是关键，没有党史人才队伍的接续研究，就谈不上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百年来，党通过党校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开设中共党史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立场坚定、理论扎实、热爱党史研究并从事党史教育的专门队伍。当前，中共党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阔步跃进的新机遇，对党史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培养的那批党史研究者已经或者接近退休”，“新生力量中的顶尖人才不多”。[2]因此，厚培党史研究人才成为一项紧迫课题。各级党校和高校要牢牢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优化学科培养体系，挖掘党史研究人才，加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重点选拔培养一批党史理论扎实、深怀探究精神、研究能力出色的青年学科带头人，不断引领中共党史学科跃进。

（四）坚持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为研究新起点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当前，广大党史工作者应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研究新起点，站在新的重大成就基础上赓续党史研究，在汲取新的宝贵经验基础上深化党史研究。

1.站在新的重大成就基础上赓续党史研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先后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既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的全面总结，也是对百年党史深邃认识、深入研究的重大成果提炼。回望来时之路，是为了走好脚下之路、探寻前行之道。总结成就，绝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自满，而是为了开辟更加辉煌的未来。当前，广大党史工作者应站在新的重大成就基础上赓续党史研究，秉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深刻阐释百年党史内蕴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不断推出兼具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力的创新成果，回答新时代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2.在汲取新的宝贵经验基础上深化党史研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置身“三个一百年”的时空场域，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维度科学认识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理论上找到关键命脉。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从理论维度的深刻总结是：在领导力量上坚持党的领导，在根本立场上坚持人民至上，在行动指南上坚持理论创新。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历史上知其源晓其流。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从历史维度的深刻总结是：在发展前提上坚持独立自主，在发展方向上坚持中国道路，在发展格局上坚持胸怀天下。三是感受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魅力，需要在实践中领悟其伟大韬略。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从实践维度的深刻总结是：在谋略上坚持开拓创新，在战略上坚持敢于斗争，在策略上坚持统一战线，在方略上坚持自我革命。十大历史经验既分别独立，又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彰显了党不断成长壮大的基因密码。当前，在充分汲取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在历史迷雾中把握规律，在历史博弈中掌握主动，在历史行进中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