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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纯东：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日期： 2023-04-27 信息来源：点击数:

作者简介

邓纯东（1957- ），男，湖南临澧人，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等研究。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党的二十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物质积累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生活方式进步。长期以来，有些人对此形成的原因不加分析，简单粗暴地认为这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的观点和主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一直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致力于探索和开创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神圣使命，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充分证明，西方富国强兵、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制的途径都不能改变中国，都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改变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才能使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3-14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世界人口总数只有不到20亿人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了4.5亿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人民提供必要的公共医疗服务和生活物资保障，使人口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总量不断上升，到1978年底，中国人口已经超过9亿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4.117 8亿人［3］，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量巨大、占世界总人口比例位列前茅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人口总量巨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从本源看，人口数量越多则发展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就越多，这是满足生产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消费品的消费是由人来进行的，人口因素是任何社会条件下影响消费需求和决定消费总量的因素，人的吃穿住行等基本消费都需要耗费相应的资源，也就是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消耗相应的物质资源。人口越多，国家需要供给的资源数量必然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物质需求总量必然是巨大的，相对于人口较少的国家来说，物质需求总量的压力要大得多。但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是，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相较于世界许多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资源利用不尽合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当前我国的耕地总量为19.18亿亩［4］，实现了国务院确定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18.65亿亩的目标，但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总体质量不高。在水资源方面，截至2021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9 638.2亿立方米，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为419立方米［5］，虽然全国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但是人多水少、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国情并未改变。其他主要资源，如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储量虽较为丰富，但以人口数平均，中国在全世界所处位置仍较为落后。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条件方面，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存在一定落差，这些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不利因素。

二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途径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口众多这个基本国情，对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许多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建设，为了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国家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建立起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实行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扶助政策，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及直接拨付各类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支持发展，同时派遣干部和教育、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员对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文化医疗事业进行支持帮助。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国家陆续制定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持续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整体谋划，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下，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方式，既对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具有实质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和平发展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的进步是衡量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人类从茹毛饮血到制作使用工具获取生活资料，从简单地获取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原始农业的出现到进入农业社会，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为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创造了基础条件。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整体现象。现代化的转变之一是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其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及人口数量无疑是衡量人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人，同时仍有一百多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世界只有近八分之一的人口达到了现代化水平。中国共产党要带领14亿多人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将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现代化，这必将从整体上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这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不可比拟的，难度之大、挑战之多不难想象。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少数人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取社会劳动成果，社会财富虽然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增加，但是仅仅实现了极少数人的富裕，与之相伴的却是大多数人的贫困，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两极分化越发严重。资本主义将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占有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以追求资本增殖与剩余价值绝对化为根本逻辑，在追求生产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现代化的思考，从而导致全球收入不平衡、国家之间贫富分化等问题的出现。20世纪末以来，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秘密早已过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现象已经消失或者极大减少。但是，这不过是在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力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行诸如鼓励劳动者入股、增加劳动报酬、减少资本在利润分配中的比例等举措后，出现的工人与雇主的收入差距缩小，熟练工人与雇主一样住别墅、开汽车等暂时性的“幻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例，有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最顶层10％人群平均税后收入是其余90％人群平均税后收入的5.5倍，最顶层1％的人群平均税后收入是其余99％的人群平均税后收入的21倍，其贫富分化的程度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更加严重。而美国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更远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据全球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有的全部财富份额高达70.7％，而底层5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仅为社会总财富的1.5％。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背后，原因之一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急剧增加。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大企业高管（CEO）实际薪酬从1978年的150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 630万美元，增幅为997％，几乎是股市增幅的两倍。而同一时期，美国一般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8年的4.8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32万美元，增幅仅为10.9％［6］。由此可见，美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没有随着政府推出的应对措施而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这也体现了部分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现实状况。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造福极少数人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只是被极少数人所享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本质上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地位。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旨在造福全体中国人民，使人民真正享有现代化成果，决定了中国必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7］142。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靠党和人民共同奋斗，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二是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7］142。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都具有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特征，通常表现为国家的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中国式现代化还在进行中，但已经形成并彰显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的重要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艰辛所取得的根本成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一系列重要原则和重大方略，其中就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171

实现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强调发展生产力，又要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条件和要求。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对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外部条件等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释。在实践中，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强调效率时要兼顾公平，到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再到要更多地注重公平，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执政目标，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绘就了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党的二十大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状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没有发达的物质文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会缺乏自立于世界的基础。西方现代化是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即工业化程度和科技水平较高、社会生产力较为先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与物质上的高度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反映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社会风尚，则普遍呈现出走向衰落的特性。

从文化的发展看，欧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爱琴文明”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和古希腊地区，其中古希腊、古罗马在政治、文学、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成就斐然，对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4至16世纪在欧洲掀起的文艺复兴将人们从愚昧专制中解放出来，使欧洲的近代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17至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质水平十分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欧洲却难以创造出新的文化辉煌。

在精神道德和社会风尚方面，文艺复兴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将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精神道德取得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发展的主观条件，也是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启蒙运动更是以理性作为思想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开辟了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同时促进了人的解放，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没有了灿若星河的文化巨人，没有了深刻的哲学思想，没有了震撼人心的文艺作品，健康积极的社会风尚逐渐缺失。以资本为中心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极力凸显物质财富的显著地位，为了追逐经济发展与利益增长，罔顾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乃至撕裂，进一步引发人的精神世界的缺陷、道德的滑坡、社会价值的失序。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其应有之义。区别于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208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重要议题进行讨论。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8］367 1982年10月，邓小平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时指出：“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9］此后，“建设精神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目标，被载入党的若干重要文件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10］3。党的十二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针对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的精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0］144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强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对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部署。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我国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更加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43。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我们要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要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貌；要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只有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相互协调、科技创新创造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才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自人类进入机器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和现代化社会的来临都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在创造了极为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环境创伤。因人类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两极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更严重的是资源的枯竭，包括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枯竭，等等，都使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防治污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人类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国家成立了以保护环境、制止污染、避免资源过度使用为目的的政治组织——绿党。1983年德国绿党成立，1984年欧洲绿党成立，1993年芬兰绿党进入议会，这些环保主义者们主张减少使用化石能源。20世纪末以来，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许多政党和政客都打着环保主义旗帜宣传绿色发展理念，主张减少使用化石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对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持积极态度。这些现代化国家的广大民众也深受环保主义理念影响，不同程度地赞同环保主义的主张，越来越多的民众树立和强化环保意识，注重节约能源，在日常生活中也自觉抵制白色污染，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从历史和本质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内在动力、以经济理性为绝对主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但造成本国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严重限制了自然资源蕴含的生产力潜质，甚至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至今都无法消解的生态危机。因而，西方国家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现代化并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走先污染、后治理之路。部分西方国家目前对于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有严格的禁止或处罚措施，但这都是在已经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甚至是生态灾难的情况下的“亡羊补牢”，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就提出和实行较为严格的环保政策。例如，20世纪初，伦敦就已经是一座经济发达却又污染严重的工业之都，“雾都”劫难加速了英国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进程，通过40多年的治理才使伦敦又看得见蓝天白云。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实现防治污染与实现现代化完全同步，这样“亡羊补牢”式的发展虽然也值得肯定，但毕竟是以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为前提。

二是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是利益主导下的利己主义。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是对人类的伤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平等地承担起保护地球的责任与义务。客观事实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步入快车道，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资源和排放的有害气体早已达到峰值，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量的资源和气体排放。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所有国家都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但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不同，因而应对人类共同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履行与气候环境影响相匹配的义务，而不能简单地平均分担。21世纪以来，在全球气候环境合作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漠视国际组织和环保公约的约束效力，破坏和阻碍全球环境治理合作，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实行所谓的“环境霸权主义”，规避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其根本目的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三是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受制于资本利益集团的需要，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制国家中，政府由政党联盟组成，结成联盟的多个政党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对于环保、气候等问题的应对政策方面，各党派受制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必然坚持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主张。以美国为例，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所属美国民主党，主要代表新兴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在资本集团的支持下，拜登政府对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持积极态度。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美国共和党，其党派代表传统产业能源系统资本家的利益，出于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对工业、能源等产业发展的影响考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作出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可见，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部分西方国家所构建的环境正义的话语体系，在国内维系唯环境主义的政治正确，在国际上以环境污染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以所谓的生态正义掩盖其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家史”，将资源环境压力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因此，西方现代化不可能真正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西方国家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代化老路。1974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指出：“污染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建设就要考虑处理废水、废气、废渣这三废。”［11］1975年7月，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明确规定要做到安全生产，消除“三废”污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决定开展“三北”防护林工程，在中国“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建设大型人工生态林业，并将这项工程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1979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之后相继颁布多部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开始以法治方式加快探索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环境保护之路。1994年3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行动方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要求。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科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弱是当前的基本国情，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是不可承受的。因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49-50。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受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支配。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实保障人民福祉，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言必信、行必果，绝不可能像西方现代化国家那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制约和阻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跳出了以过度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避免了现代化发展的弊端，同时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界的永续发展为基本价值遵循和实践导向，将人与自然视为互惠互利的生态共同体，在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擘画了实现美丽中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坐标和科学路径。

五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概念和实践过程看，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现代化处于先发行列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现代化起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扩展到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工业革命既是一次生产技术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它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全面转型，并引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战争与殖民掠夺，这是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历史特点。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现代化的发端源于早期殖民主义的出现。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便开始了早期殖民扩张，美洲、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相继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世界市场之中。1496年，西班牙在海地建立起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圣多明各，并通过这一殖民据点相继征服了波多黎各、牙买加等地。自16世纪起，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建立商站，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已经在亚洲建立了几十个商站，同时西班牙将菲律宾变为其殖民地。17世纪初，荷兰、英国等国入侵东南亚，除了掠夺各种资源外，殖民主义也为这些地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语言、社会文化习俗。在17至18世纪殖民扩张过程中，西方各国为了壮大商业版图、提升自身资本实力，在不断征服劫掠亚洲、美洲、非洲国家的过程中通过野蛮屠杀、黑奴贸易等血腥手段获取巨额财富，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殖民扩张和殖民主义发展，形成了最终的殖民体系。这一时期，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20世纪末，随着殖民国家的独立运动不断发展，世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许多殖民国家得以独立。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至今仍有个别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接受文明或野蛮的二分法，要么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要么就搭不上现代化的“列车”。

反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旦摆脱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的枷锁并开启现代化的进程，立刻表现出迥然有异于西方现代化的品格和气度，坚定不移地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共产党及时把工业化提上重要日程。党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并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范表述，明确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发展目标和时代任务，这个历史性转折本质就是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就是要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党和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起家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12］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经济凋敝、缺乏近代工业基础的现实国情，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措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西方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的不利形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变；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人民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时代的中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中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蕴涵着中国人的巨大牺牲。”［13］“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4］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同时也不断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顺序发展，而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从路径选择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方案选择，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根本方针、实现途径，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不能回避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不同的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外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的主基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2］1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16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胸怀天下的宏大格局，这与以侵略、剥削、压迫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也表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始终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2］16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接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史、创造史、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道路的高度淬炼，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中国贡献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成功范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