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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凡单连春：理论·现实·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维审思

日期： 2023-05-08 信息来源：点击数:

▍▶作者简介

李若凡（2000- ），女，广东珠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单连春（1969- ），男，安徽天长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摘要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学说，为探析人类文明形态的理论内涵、主要特征和价值旨趣提供了新视角。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形态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提供了研究范式。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时代表达。就现实层面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如物质生产实践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要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从价值层面看，“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擘画了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破除了“文明冲突论”带来的文明危机，体现出文明共生互鉴的辩证的文明观，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境界。

关键词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社会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彰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特质。作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时代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处历史分期阶段的合理定位，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人类通往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新时代新征程，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在历史分期理论视域下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而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脉络、理论特质和现实价值，这有助于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

一

理论渊源：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资鉴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打破了历史神秘论和历史无规律论。由于人类社会每一历史阶段都展现为特定的社会形态，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提供研究对象，成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现实表现形式。同时，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文明演进的过程。在厘清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的关系前提下，通过社会形态这一桥梁，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内在的亲缘性——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理论资鉴，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时代表达。

（一）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现实表现形式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总是依赖一定的承载物。换言之，历史分期理论总会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理论体现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与探索，在唯物史观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廓清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理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历史分期理论的核心要义。

首先，就两者的概念来看，社会形态是一个标志着社会历史具体形式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和概念的总称［3］。而历史分期理论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学说，有助于人们把握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其次，从时间维度分析，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形成于对社会形态的考察之后。马克思正是对人类社会典型的社会形态进行详尽的探究以后，才在总结社会形态的基础上，描摹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序列，形成了历史分期理论。最后，从空间角度看，历史分期理论与社会形态共存于社会空间中。一定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关系网络、产生了社会空间，在社会空间中人类创造出相应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空间的更迭而不断发展。而历史分期理论不拘泥于特定的社会空间，它致力于对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进行归纳和分析，弥散在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

因此，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社会形态可以视为历史分期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历史分期理论作为一面“分析棱镜”，折射出社会形态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内在关系，成为指导社会形态发展的思想指南。马克思曾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如何考察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有机体，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抓住了社会形态这一重要的表现形式，将社会形态放置于“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5］中，把社会形态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区分出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真正差别，从而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正是在对社会形态有了正确的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才逐步地走向了成熟，探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通过考察历史分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仅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存在的，将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替代。马克思在发展历史分期理论的进程中，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也展望着社会主义文明。

（二）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时代表达

文明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依赖于社会形态存在。不同社会文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各方面具有极其强烈的时代特色，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形态的演进特征——一元多线性。一元指的是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一般规律性，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道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前提条件等；多线意指途径多样性，即历史演进不是单向的，而是立体的、动态发展的，不同民族依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开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文明形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形成了以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形态，试图为破除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提供良方。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行不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6］在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框架下，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国情，把握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精髓，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2］，开创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处历史分期阶段的合理定位，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统筹把握。何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把握历史发展命脉的良方，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积极扬弃，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术语革命”。它不同于西方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而是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撑下构建起符合历史大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找到最大公约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一束温暖而炽烈的阳光，普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地，这既是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时代表达，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一路径下的历史必然，标示着当前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突出成就。

二

现实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7］。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分期的逐步深入探讨，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分期理论，阐明了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历史变革进程中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实现历史分期演进的重要主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分期指向的最终目标。新时代新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一）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性

纵观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科学划分。马克思对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推动着他不断去发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规律。随着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成熟与发展，马克思逐步发现物质生产实践是历史变革进程中的主要动力。1845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清算，通过引入实践概念，锻造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成功诞生，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走向了成熟阶段。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分工为主导，把历史划分为“五形态”，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义。马克思考察了新世界观的前提，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519。马克思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剖析隐藏在人类实践动机背后的客观社会关系结构，并对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8］519展开生存论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迈入新发展阶段，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超越了剥削压迫的扩张模式，始终以文明的姿态追求合作共赢，实现和平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现阶段物质生产实践提出的，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和文明特质，致力于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为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提供了新路径，深刻彰显出现实性。

（二）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要素，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

马克思在探索历史分期的过程中，着眼于社会现实，批判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坚定表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287。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阐明了“现实的个人”［8］519在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519“现实的个人”［8］519具有历史主体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对应着人不断打破现实束缚的历程，从早期打破自然的限制到打破异化劳动的束缚。在马克思看来，当下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就是“现实的个人”［8］519的突出代表，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肩负着变革社会的历史任务，是全人类解放的希望所在，为实现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不断奋斗。观照中国之治，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上。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根基之所在，也是能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文明形态进行区分的根本标志［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10］136。在新征程上，人民群众既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动力主体，也是享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成果的目标主体。人民群众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要素，充分展现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

（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解放性

历史发展的历程是人不断实现解放的历程。通过对历史分期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历史范畴，最终会被共产主义替代。虽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历史划分的方式均有不同，但是马克思把最后的落脚点都放在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随着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成熟，唯物史观也逐步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坚定表明，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运动，它并非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世界，而是在现实具体的实践中不断确证和生成的，这个过程也对应着人的解放过程。一方面，共产主义代表着“现实的个人”［8］519的解放。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确证了“现实的个人”［8］519在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作为一种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对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现实的个人”［8］519也得以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分期的考察，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大工业迅速发展，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呈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下，社会将在所有成员自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个人才有可能突破民族、地域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创造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中国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符合人类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同期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曾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西方资本主义在企业内部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和全部社会生产活动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并且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主导，资本主义生产呈现无止境的增长态势，而在一般的工人群众中，他们的消费能力却相对狭小。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由此显现。在当代，资本主义文明衍生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精神贫瘠等问题都成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阻碍。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取向，建构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交上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历史答卷，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解放性。

三

价值旨趣：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境界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表明了文明发展内蕴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也呼唤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进路提供了超越以往文明框架的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境界。

（一）“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擘画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密不可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的文明成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后的文明样态。在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视域下，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有了一条新路向。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文明首先是人类改造世界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程度，也是与某一国家、民族相适应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表明社会制度对人的解放程度、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支持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10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蕴含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创造，擘画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彰显人民至上的境界。

在物质文明领域，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既要保证质的有效提升，也要保证量的合理增长［1］28-29。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促进发展向着平衡和充分迈进，在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在政治文明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37。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完整的政治程序上，还体现在完整的参与实践中、民主形式的丰富性上。西方文明所宣扬的民主，建立在“原子式个人”的基础上，表面上呼吁平等选举，实际上是通过资本逻辑主导的“单环节民主”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地位。在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仅仅是形式上的虚假民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领域，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立足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人民需要层次的提升、需要对象的拓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精神凝聚力。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背景下，资本和金钱对人类进行统摄，一切需要被同一化为对资本和货币的需要，相应地形成了资本价值观、货币价值观。价值即有用性体现出价值观的异化［12］，难以保证精神的富足，也让人的精神世界面临着单一化和贫瘠化的危机。在社会文明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体现着对人民至上的坚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不能走“福利主义”道路，也不能走“平均主义”道路。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被资本逻辑操控，其生产关系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13］，社会文明的积极成果被少部分人享有，多数人则陷入了物质贫穷、精神贫乏的境地，这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背离。在生态文明领域，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恩格斯曾警醒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以转嫁生态污染为途径。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了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精髓，在准确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49的生态文明理念。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本色，也凸显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文明共生互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人类文明发展新观念

“文明冲突论”引发文明之虑，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在后冷战时期，不同学者提出了对世界图景的不同看法，其中有福山提出来的“历史的终结”，即“一个世界的范式”；还有主张世界相互敌对的“两个世界的范式”，强调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范式”等［15］9-12。在这一时期，亨廷顿发现美国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亨廷顿直面美国霸权衰落的事实，认为原有的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体系在冷战结束之后变得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新的思维框架，“文明的冲突”模式在亨廷顿看来则满足了这一需要。亨廷顿将视野聚焦在“文明”，并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15］297基于此，亨廷顿试图建立起西方文明的统一战线，还为西方文明设立起了假想敌——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中华文明。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文明观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坚持着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这种文明观的核心即民族生存问题，“文明冲突论”便是这种文明观的产物。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的是一种文明共生互鉴的辩证的文明观，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等级化的文明观，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观念，彰显了胸怀天下的新境界。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文明具有平等、包容、多样和开放的特征。文明也不存在单一的中心，多元文明之间应是共生互鉴的。在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契机达成当代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16］我们正是通过加强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平等谦虚的心态取他者之长补自身之短，实现文明发展，化解文明冲突，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从具体实践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谱写着文明融通的恢宏乐章，释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潜能，生动表达着文明共生互鉴的文明观。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是欧亚大陆各文明间长期融通的文化象征，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时，“一带一路”及时有力地表达了中国方案，这是互利共赢之路，更是文明互动之路，它激发了沿线各文明间共同发展进步的强大动能，让不同文明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与“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二元对立的“文明中心主义”的狭隘性，追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7］，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始终秉承文明共生共建共享的辩证文明观，彰显出胸怀天下的境界。

责任编辑：陈景浩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宁夏党校学报》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