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蕴丰富的有机统一系统，蕴含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等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构建出系统严密的国家安全图景。

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之变，安全风险的时间界限和空间边界被突破，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互渗性与联动性，两者加速耦合、交织叠加。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掀起逆全球化潮流，贸易保护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军事干涉主义、民粹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大行其道。在西方中心主义安全观的主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以追求“本国优先”“绝对安全”为口号，大行“双重标准”“长臂管辖”“制裁大棒”，把自己的所谓“绝对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绝对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他们以“文明冲突”“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冷战思维”等作为外交基本逻辑和处事法则，给全球安全带来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习近平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2]。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化解内外部重大风险的实践中完善自身，内部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外部安全则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好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守好安全“防护线”，打出内外“组合拳”。

国土安全包括国家领域中的自然资源、领土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要素，强调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等空间领域不受外部威胁的安全稳定状态，国土安全的核心在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民，国民同时也是国土安全的实践主体和保护对象，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一方面，国土安全是实现国民安全的根基和依托，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国土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物质保障，更离不开安全的周边环境和物质载体，只有把稳定的国土安全作为基础，国民安全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义，也是捍卫国土安全的根本目标，没有国民安全，国土安全则毫无意义。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国土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国土安全遭受威胁，会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对国民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捍卫国土安全与保卫人民安全相统一，将“人”的安全与“物”的安全相结合，保障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

从概念内涵来看，传统安全是指战争、军事等与政治具有直接相关性的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涉及科技、文化、网络、生态等新型安全领域，同时还包括潜在性的隐匿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意识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更为复杂和严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格局下，安全风险具有弥散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界限也变得日趋模糊，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探讨，也逐渐从安全对象的传统性和非传统性延伸至思维范式的战略部署。总体国家安全观改变了过去只是关注某个局部领域安全的单向度思维，强调以辩证思维看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防范和化解安全新挑战、新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1]53，体现了党和政府在重视传统安全的同时，逐渐把目光投向涉及民生与社会发展的非传统安全，统筹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全方位巩固国家安全防线，做到防微杜渐，综合应对。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6]11国泰民安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和期待，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将“人民安全”置于国家安全要素之首，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和根本宗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初心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在国家安全观上的充分而具体的体现。

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受益者。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7]68。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西方现代化无论以何种形态呈现，其资本运演逻辑的逐利本性和侵略特性必然会造成对人的压榨、剥削与奴役，人沦为资本的奴隶和工具。在资本逻辑钳制下人的主体意识逐渐隐退，变成主体性丧失、精神荒芜的单向度的人。超越“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国家安全范式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人民”二字醒目镌刻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中国发展道路展现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叙事。安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作为第一要义，突破了西方传统安全观下人民主体缺位的局限，明确国家安全工作“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安全。习近平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8]。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一条就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总体部署中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安全也是中国开展各项国家安全治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体实践中不断适应人民对安全的新需要，以动态眼光聚焦人民需求，与时俱进，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工作成效的检验者和评价者。纵观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社会和谐，崇尚和平理念，具有丰富的爱民、保民、顺民思想。《荀子·哀公》语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舟与水的关系指出民众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尚书·泰誓上》记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民”与“天”视为一体，意在提醒统治者重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德经》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成为“圣人”标准即为打破与百姓的隔阂，实现与百姓意志的统一，民心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立国之本。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写道：“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执政成效最好的检验，这些朴素的民本思想彰显了亲仁爱民的政治情怀。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提出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爱民、保民、顺民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关注民生福祉，广泛听取民意，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人民是阅卷人，国家安全工作的成效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敢于接受人民的审查和评判，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维护国家安全核心目的在于使人民免于恐慌，获得自由的生存样态，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的直接参与者和检验者，国家安全与否以及安全工作的成效如何，处于社会实践中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为此，国家安全治理工作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4。

发展与安全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也是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要素。现代化进程中各国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实力，还要重视内外部安全。发展与安全相伴相生，发展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在现实语境中不仅代表宏观层面国家治理的更新迭代，还融合了微观层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趋势。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运用发展解决问题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带来各类风险挑战，而破解安全难题离不开发展，因此，要把握好发展与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关系的动态平衡。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要求，“统筹”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整合，有效破解了发展与安全的难题，“统筹”也意味着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发展与安全问题的顶层设计与科学谋划，解决好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发展与安全属于全时空、全领域的概念范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质在于，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部署两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9]15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相互支撑、互为因果，即可持续发展推动可持续安全；安全问题保障发展的环境，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革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52-53，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强调既要以发展化解安全风险，以发展成果提升安全实力，又要以稳定的安全环境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双轮驱动”。由此可知，安全是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事项，要将统筹发展与安全上升到理论自觉的水平。平不肆险、安不忘危。新征程上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促使发展与安全两者良性互动，从根本上实现“进”与“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

新发展理念是在全面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下形成的全新理论形态，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发展理念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也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求。

第一，创新发展。科学的国家治理范式离不开理论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体现了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创造性。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和西方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安全工作侧重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涉及国土、军事的“隐秘工作”，而是链接社会发展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的“公开工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完善。着力对时代发展的捕捉和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创新发展中完成了自身内涵和结构的再优化以及国家安全理论、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二，协调发展。协调是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要求，强调发展的联系性、协调性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着眼于某一国家的安全，更不是把某个国家安全凌驾于其他国家安全之上，而是集个人、区域和全球安全于一体的“总体性”大安全格局与“整体性”的顶层设计。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强调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协同性，主张国际间安全合作，强调每个主权国家享有平等的国际权利，从而实现综合、共同的安全。对内强调统筹国内发展与安全大局，提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突出安全要素、安全战略和安全成果的协调关系。

第三，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始终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发展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生态安全作为新兴议题，是工业文明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复合性、后发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纵观人类社会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自然边界被不断突破，面临诸如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自然资源紧缺等威胁，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在2000年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首次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目标，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生态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加强构筑生态安全防线，以健康的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安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擦亮中国发展的生态底色。

第四，开放发展。阿德勒和巴涅特在《安全共同体》中指出：“我们对安全共同体的情怀，受国际政治变革以及国际政治理论变革的驱动。”[10]4当前国际安全局势不断发展变化，人口、资源、气候变化、贫穷等各类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开放中寻求合作与共赢，在开放中获得机遇与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把握“危”与“机”，审度“时”与“势”，不断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坚持开放发展，以开放的政策融入世界格局，以开放交流汲取优秀养料，以开放的发展促进合作共赢。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符合中国的外交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二字的横向空间范畴与纵向时间逻辑。

第五，共享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安全指人与其所处环境在互动中表现出的和谐状态，安全也始终反映出人对生存本能的基本要求。安全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彰显普惠、公平与共赢的发展特色。作为对环境状态的反映，安全本身具有联动和共享的特质。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总体国家安全观摒弃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倡导共同安全，中国对国家安全治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为世界普遍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始终是全球安全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投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中，共享治理经验、战略方案和发展成果，从而实现普惠性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正加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新形势下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在顾大局谋全局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在协调统一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在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中构建大安全格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安全根基。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系统性、复杂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现有治理体系和制度的反思。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带来的风险挑战，我们既要做到对症下药、当机立断，又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精髓在“总体”二字，实现对分散、具体的安全理论进行抽象整合，对涉及国家安全工作的各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从制度体系上看，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强化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贯彻落实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要不断“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1]53，“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1]53，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治理机制上看，机制是在实践基础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要全局谋划各方工作机制，为落实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对内“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1]53，对外“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1]52，“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1]53。面对国内外各类突发风险，要完善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做好风险研判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国家安全配套体制机制。体系建设是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新的整体部署，提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1]53是新时代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其中“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突出了国家安全防护体系的整体性布局。从整体性角度出发，需要摒弃线性思维，注意国家安全问题的结构性、层次性和多面性，不断拓展和加深对国家安全问题层次结构的认识[11]。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顾大局、谋全局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统筹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整体局势，力图解决综合化的安全威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原点健全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增强治理体系韧性，有效避免风险洼地。

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更加注重法治思维，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更加注重基层基础[12]27。传统安全的回潮加之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升级促使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日益提高，面对社会发展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以及长期以来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不仅需要建设国家安全体系，更需要安全水平及治理能力的持续性提升。习近平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安全形势，提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13]39当前，各国普遍高度重视网络、外太深海、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领域的角逐博弈，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是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点，同时要提升全民国家安全素养与意识。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出，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多层次、多方面、多主体的部署，既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1]53，又要“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1]53；既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53，又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1]53。坚持各方力量的协调统一，运用科技创新赋能国家安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关联性带动协调性，从而实现不同主体力量共振，发挥各主体的正向作用，形成有序结构，从而凝聚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强大合力，建设坚如磐石的安全屏障。

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立足国情。新时代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安全观，完成了对自利型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与方式，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安全系统。立足国情之需，着眼时代之变，党和国家积极探索大变局下国家安全治理的中国之道。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由此开启了国家安全治理新局面。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增强全民维护国家安全意识与素养。此外，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创造性与独特性。自2021年1月以来，我国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加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以透彻的学理回应现实问题，打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学术话语。

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面向世界。当今世界已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互通开放的外部环境决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不断迭代变化。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积极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中国以“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全球化公共产品，实现自身安全的“特殊性”与共同安全“普遍性”的统一，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防范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新形势下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在变局中把握发展规律，在乱局中掌握主动优势，在新局中展现大国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