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1] 这里所讲的“术”“学”“道”的问题，是对思政课教学方法、学理支撑、基本遵循三者关系的高度概括，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的重大命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人们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一种重要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存在发展的形态也有“术”“道”“学”三个维度。“术”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与方法论之维，“学”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与科学化之维，“道”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依循与方向性之维。三者之间既有相对独立、渐次发展的关系，又是相互包含、共同作用的整体。但在当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这三者往往会出现相互脱节甚至背离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讲术而不论道、论道但不问学、问学又不重术，三者之间彼此隔膜、割裂甚至悖逆，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
“术”即技术、方法，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与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是为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采取、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与技术，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之一。自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有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术的应用与认知。在历史上，它可以表现为作为观点劝服的游说之术、作为国家治理的教化之术、作为政治传播的宣传之术、作为公民教育的教学之术等；在日常生活中，它也可以表现为心理疏导之术、思想沟通之术、有效教学之术、舆论引导之术、文化建设之术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总体上经历了从“感性之术”到“理性之术”再到“作为方法论之术”的演进与发展过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性之术”。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性之术，是基于人的感性经验而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于缺乏系统知识与理性认识的指导，人类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主要表现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感性经验活动。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术”的认识与人类其他认识活动高度混同，工具思维较为明显，主要体现为一种感性的经验操作方法。这种“感性之术”具有直接诉诸实践操作且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产生效用的特点，直到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认知。如中国古代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习俗教育、审美教育的方法。但因为感性经验本身的主观性、狭隘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复杂性的发展，这种感性之术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局限性。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之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感性经验的积累，尤其是统治阶级和国家在政治意识方面的逐渐理性化，在一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和确立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逐渐由自发到自觉转变，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经验向理性认识发展，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术获得了内在的理性尺度和认识标准。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留下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观点，其中不乏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的论述。如中国古代儒家所强调的内省、慎独等道德修身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反诘、实践等公民美德养成方法。这些方法是以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尤其是操作方法背后之内在规律认识作为基础的，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之术从感性经验向理性认识的升华。随着这种理性认识的深化与拓展，其内在逻辑联系的不断展现，于是逐渐向一定的理论学说、理论体系发展，这样就具备了使之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基础。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之术”。作为方法论的“术”，是在理性之术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形态。方法论是方法之方法，是具体方法及其运用背后所蕴藏的规律、原理，是帮助主体掌握正确方法的理论指南。根据方法论的抽象程度，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划分为原则方法论、科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实践中的累积，会形成某种“实践的格”，凝结为一定的原则。人们基于对这些原则的认识，从各种具体方法中进行一般性抽象，从具体方法上升到总体方法，再从总体方法中凝练出原则方法，从而形成原则方法论。原则方法论虽然是对丰富实际经验的总结，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体现方法的实用性、效用性，但并不能保证普遍有效，其真理性还有待于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检验和确证。科学方法论是对具体方法、原则方法的一种真理性把握，它是基于科学的标准、程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正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建立在科学认识与理论体系之上，才有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逐渐由经验形态转变为科学形态，使思想政治教育之术逐渐摆脱感性经验与碎片化理性认识的局限性。但是，科学方法虽然可以做到普遍“有效”，但并不能做到普遍“有意义”。而要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必须再从科学方法论上升到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方法论，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形成的普遍性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之术、教化之术，它不仅具有有效性、科学性的维度，而且具有价值性、政治性的内涵。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也曾采用过某些“管用的”甚至所谓“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术，但由于受到阶级与意识形态局限性的制约，这种术经常会出现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及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现象。比如，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术变成权术、话术甚至是洗脑之术、精神控制之术。这就需要我们从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结合、有效性与进步性相统一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哲学把握，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是在总结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科学提炼，从而形成的系统之术、科学之术、有道之术。所谓系统之术，是指它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存在的，包含经验方法、原则方法、科学方法、哲学方法在内的整体。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中，既有技术层面的方法，又有原则层面的方法，还有科学层面的方法，更有哲学层面的方法，彼此之间形成递进互补的关系。比如，思政课教学的术，不仅包含着教学经验及其原则层面的方法，更蕴含着学科教学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它们彼此结合，相互作用，推动着思政课教学方法不断迭代升级。所谓科学之术，是指它是遵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方法，是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与学科理论体系基础上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已经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之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种系统深入的学科研究，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成为有着学科支撑的科学之术。所谓有道之术，是指它是一种在对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把握基础上的、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崇高理想与目标的术。它遵循着正确的价值导向、政治方向，实现着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正确方向的价值目标，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有效性、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起来。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术更接近于“艺术”，是一种超越了工具理性、技术价值的更高境界、更加综合的术。“形而上者谓之道”。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道”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道”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把握，是指导人们具体行动与方法运用的原则，它既可以指某种必然性的规律，也可以指某种普遍性的原则。“道”经常与“术”相对举。具体而有用的术，经过归纳提炼、理论总结和哲学升华，就成为道。西汉时期统治者将儒家的礼乐教化提升为治国理政之道，推动了儒家文化由意识形态之术到意识形态之道的转化，形塑了统治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的“道统”，即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它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对正统思想的认可和传续并弘扬儒家之道的责任意识。[2] “艺近乎道”，思想政治教育的术由经验之术到理性之术，尤其是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就接近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具有“道理”“道路”“道德”三个方面的内涵，包含着原理、原则、方向、路径、目标、价值等多方面的意蕴。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道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传授道理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职责就是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要有传道情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投入真情实感，对思政课教育教学有执着追求。”[3] 他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讲，思政课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所谓道理，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传导并依循的原理、原则。它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它传导着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是它依循着一定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教育社会成员的实践活动，必然会传导一定的道理，阐发这一道理所蕴含的原理、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与重要前提，就是必须首先明确所传之道、所讲之道、所教之道，并使之建立在一定的原理与原则基础上，牢牢把握与遵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道。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遵循教育之道与接受之道，使传道过程与方法适应不同人群接受的需求与特点，实现有效传导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是教育之道。”[4] 思想政治教育要传导好一定的道理，必须遵循教育对象接受与内化道理的内在规律，遵循理论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这些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道理背后实际上蕴含着道路的选择与道路的教育。所谓道路，即方向与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路，是思想政治教育为人们指明的方向与路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方位与轨道，它是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它实质上是回答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什么目标、引导人们走什么样的道路、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要到何处去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所指引的道路，对于个体来讲，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是个人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5] 对于社会来讲，是社会发展与进步之道，是社会主流文化建设与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之道。只有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路，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与路径，引领人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道之以德”。思想政治教育传导一定的道理，指引正确的道路，最终是要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道德。这里的道德是广义的道德，它实际上是指“得道”，即某种价值目标的实现与理想境界的达成，它包含着道德规范、价值追求、政治信仰等多方面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规范，是思想政治教育所欲达到的理想与目的。在道理灌输与道路选择背后，本质上是价值选择与理想信念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明道、传道，最终是要将传导的道理、选择的道路，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并用一定的道德体系来规范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转变为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道、所依循的道，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道，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正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所传的道，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揭示人与社会以及思维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所传的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道路，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之价值目标与道德理想的道路，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所传的道，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与理想信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基础、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思想道德体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关于“道”的教育，它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教育，是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方式进行全面塑造的教育，是坚定社会成员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激发社会成员道德自觉、行为自觉的教育。新时代，明确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就是要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与教育，深入研究推进这一工作的规律、原则，这是新时代的道理。对人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教育，这是新时代的道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思想道德体系培育和塑造时代新人，这是新时代的道德。这些都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道、正道，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运用的根本遵循，是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与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将正确的价值目标与客观的科学规律紧密结合起来，在方法创新与学科建设中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道。思想政治教育要传导、指引、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就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6]，在推进学理阐释与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科学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学术研究、学理阐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结合，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所传之道建立在更加深厚的学理基础与坚实的科学依据之上，使传道之术更加符合人们的接受需求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规律，才能使学与术更好地结合起来并形成对道的有力支撑，充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之道的科学性、引领性、价值性。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除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道与治道，也是国家与社会的主流学术，构建起独特的“学统”。“学”，即学术、学科，是一定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是以经验的方式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以哲学的方式表达的。学是道与术的系统化、学理化、科学化表达。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与术，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与方法，二者以学理化、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思想政治教育之学内在包含着术与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的系统阐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认知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重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之“学”，具有“学术”“学科”“科学”三重含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与学术，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化认识，是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在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通常表现为道德修身之学、社会政治教化之学，具有较强的伦理性、政治性，而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既包含学理，也包括“术理”，不仅具有学理性，而且也具有“术理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有关于基本理论、内在规律的研究，也有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将方法的研究从经验层面提升到学理层面尤其是方法论层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既超越了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之术，又以学术化的方式整合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之道的知识，是用学术的话语、方式、规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问题，尤其是其内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学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一种组织建制，将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知识分门别类、成体系地组织了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的现代承载方式与表达方式，它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经验、理论纳入学科的体系内，不仅使之获得相应的知识合法性，而且使它获得了新的生产与表达形式。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理论化，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认知系统化，就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知识体系。为什么需要并且可以建立一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呢?一方面，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与知识体系本身不断积累与发展，遵循了学科生成的内在逻辑，具备了建立学科的条件与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之术的长期探索与历史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学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尤其是在术的层面的探索、改革、创新速度之快，问题之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从学理层面进行回应与总结。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具有的学科意识与学科自觉。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7] 对思想政治教育之道的系统总结与学术提升，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认知、学术探索尤其是对其学术体系的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发展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课题，迫切需要以学科研究的方式进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置，使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实践应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学科是通向科学的主要路径。学问的追寻、学科的建立，其宗旨在于推动科学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要教会学生科学的思维。”[8]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思政课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成为一门科学。“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9] 思政课的学术性需要通过学科化、科学化的方式得到彰显与强化。中国共产党创制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需要把握与遵循科学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科学性不断增强，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科学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0]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讨论，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学科的产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学科自觉和科学精神，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术与道获得了学科化与科学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与表达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更加符合科学的规律，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更加有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术与道在科学体系中的结合。诚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建设刚刚起步，无论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研究，还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道——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科学研究，都存在着很多亟待深化与完善的方面，其科学化程度与水平还需要不断提升。从“术”经由“道”再到“学”，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方式从经验形态到理论形态再到学科形态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方式从工具思维到理性思维再到科学思维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交叉融合、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术”与“学”的统一。“学术”是“学”与“术”的结合，是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的统一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术，只有上升为学，即提炼为方法论与方法学，才能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这一方面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自身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时代要求决定的。随着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构提供了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的复杂性、方法应用本身的科学性，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之术向学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只有下降为术，即转化为实用之学，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应用性，是直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学科。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术与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基础还有待夯实，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还有待探索，学科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方法运用的把握、提炼、引领能力有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之术转化、上升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学，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之学与思想政治教育之术二者之间彼此隔膜的问题较为突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专业教学、学科运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日常经验、行业实践相疏离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运用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面向实践、与实务相结合的意识有待增强。第二，思想政治教育“道”与“学”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不是不可说之道，也不是不可传之道，应该进行学理表达与科学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不是纯粹技术之学、价值中立之学，应该致力于彰显并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包含着学术之道、学科之道、科学之道。学术之道，旨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目标与路径。学科之道，旨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律与原则。科学之道，旨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科学体系的依据与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以学术与学科的方式讲道、传道，另一方面要使学术与学科承载并致力于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大道、正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是道理之学、道路之学、道德之学。道理之学，旨在从学术的角度来阐发道理以及传授道理的规律与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学不仅要研究意识形态的传授之道，还要研究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内化之道。道路之学，旨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道路及其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机制进行学理研究。道德之学，旨在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及其教育规律进行学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道与学紧密结合，体现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目前来看，对于道之学理，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深入阐发、系统研究，使其升华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学之大道，我们仍然需要牢牢把握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使其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第三，思想政治教育“道”与“术”的统一。道与术的关系，是体与用、原理与方法的关系，二者统一于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中。术是道的方法与路径，道是术的方向与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要依托一定的术来承载、传播、内化、践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道，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即方法来进行承载与传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战略的道，需要通过具体的战术来逐步实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的道，需要运用高超的教育艺术才能最终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的遵循，要依循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的术在运用的过程中有其方向性、规范性的要求，要合乎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有其价值性、意义性的规定，旨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做到以道驭术、道在术中，还要以术载道、以术传道，在术上升为道、道下降为术的螺旋中前进，在术与道的相互转化与有机统一中发展。第四，思想政治教育“术”“道”“学”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形态或操作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形态或理论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是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术中的规律与原则、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术、道、学，虽然经过了知识形态的历史更迭，但仍然是内在统一的，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之用、运行之道与现代之学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其自身的学，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身的“用”，其宗旨在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术。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与“学”要转化为“术”。思想政治教育之术有道也有学。只有以一定的理性认识和学理研究为指导，术的运用才能遵循科学规律，才能发挥普遍的效用。不仅如此，术的运用还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原则，服务于一定的价值、目标，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与道路。思想政治教育要掌握和运用的术，是有学之术、有效之术、有道之术，是建立在客观的科学规律、坚实的学理基础、正确的价值目标基础上的术，有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与价值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与学，都要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术，对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的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不能坐而论道、坐而论学。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学是资政育人之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承、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与方法创新，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理论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不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就不能说我们的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是有价值的，也更谈不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之道的实践遵循与具体实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是沟通“道”与“术”的纽带。在思想政治教育道与术的相互结合中，思想政治教育学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与纽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内在地包含着道与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综合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挥着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双重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既是真理发展的道路，也是通向理想价值目标的路径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知识生产与科学理论建构，致力于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认识。如果不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就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体系、理论体系提升为学科体系与科学体系，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对这种普遍真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不能更好地把握与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而如果不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作用，不能把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就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转化为术，更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注重道与术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主要目标，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来培育和塑造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要立足实践应用，注重成果转化，不断探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的方法、手段、技术，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提供学科支撑与科学指导。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道”统摄着“术”与“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既是术之道，也是学之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与实践开展的目标路径与价值旨归。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不仅有方法之道，还有学问之道、科学之道，更有统摄方法运用、学科发展、科学认知的大道，即人类社会与人自身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既是技术，也是学术，最终通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其自身的术，而且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术。作为术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以自身作为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达成一定的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既是学术，也是方法论，最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思想政治教育的道，既是方法论，也是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术与学的规约和目标。如果不以崇高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来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的术与学，后者将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与轨道。对思想政治教育术之道的高度把握，就是通向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道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之道的高度把握，就是通向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道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与术，最终都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道。通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道，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与学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须臾不可远离思想政治教育之道，也不能忽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行业应用的实践性；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术更有效、更有益，必须经由科学的阶梯，才能步入理想的大道。[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2]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文史哲》2001年第2期.
[3]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5]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8]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9]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