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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成、李珊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教条主义批判及其时代价值

日期： 2023-06-26 信息来源：点击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指的是人们对某种公式原理、方式方法采用一种未经反思的和不加批判的态度，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直接套用的做法，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不断传播且影响持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导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现，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造成诸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不移地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展开批判，坚决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溯源

教条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诸多伪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观点奉为圭臬，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聚焦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程，教条主义也以或隐或显的样态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一）教条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教条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首先，从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下从本土位移到异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任何舶来品到中国，都有一个从陌生、认识、熟悉，到被接受、改造、利用、发展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不同的群体那里有着不同的进度。那些教条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没有从被动转化为主动，还停留在“学徒状态”，主要表现就是无反思地被动接受和无原则地直接套用，停留于外在反思的抽象态度。其次，从实践维度来说，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实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全新探索，没有现成经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曾有这样的评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 因此，对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本身是尚待展开的，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提前规划革命的具体进程，改革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直接预定改革的结果，因为历史性实践本身是一种敞开的可能性。虽然社会历史实践本身是一种敞开的可能性，但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呈现为一种现成的现实性，所以有一些人就希望通过直接套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历史实践指明道路，但结果反而陷入了教条主义。

（二）教条主义产生的哲学学理蕴含

从学理的意义上来说，教条主义的实质就是哲学上所说的“主观思想”或主观主义。所谓“主观思想”，就是从主体自身出发的思维，这种思维不顾及事情本身的客观现实，而是沉溺在非现实的想象中，这种思维“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漂浮于其上”[2]。“这完全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的自负，来自外在反思，在弃绝内容的同时，对事情本身施行一种完全是主观的‘暴力’”[3]。这种主观的“暴力”完全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来思考问题，其结果就是外部反思，是一种疏离于特定的内容但却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反思。伽达默尔曾对此做出这样的定位：外部反思从来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因此，这些教条主义者虽然在表面上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信仰者和坚定拥护者；但实际上，这种不加反省的“信仰”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过程中，成为推进社会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阻碍。对此，马克思曾评价道：“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 为了划清自己与“虔诚”信仰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论断也被恩格斯多次引用来表明他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态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

（三）教条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从认识过程来说，人类的认识活动包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环节，其中，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高级阶段，整个认识过程遵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但是，教条主义者经常把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环节及其结果看作整个认识活动中最实质、最核心的东西，并将其从整个认识过程中分离出来而成为脱离实践检验的“抽象真理”。教条主义抛弃了“认识论的辩证法”，不懂得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陷入了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认识方法上讲，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6]P320 但教条主义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6]P310 因此，教条主义在认识过程中只达到了抽象普遍性的层次，在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认识层次上，普遍就是普遍，它排斥一切个别和特殊，从而形成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绝对不相容。黑格尔对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展开过深刻批判，在他看来，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知性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通达事物的真理，真正的普遍性“贯穿于一切特殊性之内，包含一切特殊性于其中”。对于黑格尔的观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表达了明确的赞赏态度：“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东西的全部丰富性！）”[7]。由于教条主义在认识过程中没有达到“具体普遍性”的高度，不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能对抽象原理进行普遍套用和泛化推广，其结果就使得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本身窒息在教条主义的僵死公式中。

（四）教条主义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始终对教条主义持有坚定的批判态度。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要坚定地与教条主义作斗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完全背离的，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一，教条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迷信、盲从和非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和理性态度是格格不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一种戕害；其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抽象化的理解，使其成为脱离具体情境和历史前提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教条主义对历史性和条件性的忽视是对马克思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方法论的反叛。其三，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坚持以静止的、孤立的和抽象同一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忽视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稳定性和动变性的统一，没有认识到对象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转化，这种思维方式根本没有达到唯物辩证法所持有的发展的、联系的和具体同一的观点的理论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矮化。从根本上来说，教条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原则和方法完全是背道而驰，必然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并拒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批判的实践历程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工作的重要议题，是有效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抓手与必要举措。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党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担负的不同历史使命以及与教条主义斗争的不同实践情形，对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教条主义问题，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举措。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教条主义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并不是天然地实现本质性关联，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存在一些偏差和未尽之处。其中，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陷入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决议毫无反思地盲目执行，模仿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使革命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例如，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的道路，推行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和策略，将俄国革命成功的“城市中心论”当作抽象原则和普遍真理，没有考虑到中国城市革命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造成了一系列的灾难性失败。

面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形式，明确要求要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引发的教条主义“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9]P830 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命题不是共产党人凭空捏造的或者是无现实考证杜撰的，它来源于我们的革命实践。1928年，毛泽东在对“杜修经事件”的经验省思上用到了“教条”一词，最早明确反对教条主义，为以后全党认识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教条主义有着大量经典论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当时党内面临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问题，包括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现实危害、产生根源，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党内应采取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恪守组织生活规范等措施来反对教条主义。正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才富有智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路线，并通过这条不同于俄国革命路线的中国道路把中国革命从教条主义导致的失败中挽救出来。通过“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否定性的口号，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徒状态”，从“外部反思”转为“面向事情本身”，着力开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教条主义的新表现，强调必须“学会应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9]P839。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我们党将同教条主义斗争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明确提出将反对教条主义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党自觉践行“三大优良作风”，同教条主义做斗争，实现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反思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机关出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教条主义问题，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党中央分别于1950年5月、1951年2月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通过两次运动有效清除了党内的“政治微生物”，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1952年年底，党中央又针对基层工作普遍存在的“五多”（下派任务多、干部职衔多、公文报表多、活动会议多、机构配置多）问题，进行了教条主义专项整治。坚决破除了引发教条主义问题的制度机制，建立了“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10]，切实为基层党员干部减负、增效，从体制机制维度为有效解决基层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向前发展。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11]。在此之后，毛泽东又对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与探索。1953年2月毛泽东指出：“不调查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义”[12]，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1956年9月毛泽东提出：“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13]，强调要敢于斗争。1957年4月毛泽东提出：“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14]，强调要走好群众路线。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党在思想领域率先实现“拨乱反正”，并聚焦新时期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开启了力戒教条主义的新征程。为了冲破教条主义束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对教条主义展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把矛头直接对准“两个凡是”。邓小平强调，“两个凡是”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体系出发，从其思想体系中抓住思想精髓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片面执着个别词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彻底地批判教条主义，清除先验原则对人们思维和实践的禁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由胡耀邦同志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全国性大讨论，支持用活生生的实践观点来冲击和解构僵死的教条主义。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向“自我主张”。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任务，考察了教条主义在实践中的新变化，即“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15]，并向全党发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6]P381-382，重塑优良作风的号召，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论断，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国两制”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些论断和邓小平理论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复刻和套用，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创新和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此后，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展开的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7]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教条主义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这两种非马克思主义态度，这二者本质上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是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障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所以，我们只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熟练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批判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用深邃的思想和坚定的实践为人民提供了批判教条主义的典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厚的教益，阐明了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要真切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在双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坚持实事求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理解不是熟练背诵和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明确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什么”的关键问题，他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6]P382 根本上说，实事求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历史实践不能从书本出发、从原理出发、从现成结论出发，而是要从社会现实出发、从具体实际出发。社会现实是敞开的，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观照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8] 所以，批判教条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生了一系列客观变化，为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高要求。整体上看，新时代面临的“实事”主要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国际层面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思想文化碰撞交融；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挑战，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同时世界大变局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世界变局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发展机遇。在应对世界变局中开新局、危机中育新机，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两个大局”的实际出发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矛盾分析法，始终把“两个大局”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科学认识国际格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准确研判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关系，从变局中探寻发展规律，始终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解读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用全面、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危”与“机”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二）坚持立足实际，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曾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9] 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才能防止教条主义，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就社会性质而言，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党一直以这个科学论断来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的动态过程，会呈现出既紧密相连又特征分明的若干阶段，虽然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在不同的时期，基本国情的内涵、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发展方略，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必须与时俱进地紧跟基本国情内涵的具体变化。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对基本国情的自觉和坚守；但同时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这是对具体国情的认识和定位。这个论断科学地表征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要求，充满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就是要充分分析历史方位的新变化、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生活的新期待，更是要清楚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没有变。因此，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应对变局；另一方面要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实践。

（三）坚持守正创新，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发展动能。要理解中国，就绝对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它是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持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1]。所以，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主义化。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22]。党的百年奋斗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要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重新激活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另一方面，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国际性、世界性理论，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中华民族才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以，我们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核心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是守正创新的典范。

（四）坚持独立自主，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3]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不教条地照搬移植已有的现代化模式，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此克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物化”问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分配格局，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觉悟、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摒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主义”倾向。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超越西方攫取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新路。（选稿：姜军责任编辑：薛来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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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25.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2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文章选自《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