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
郎帅，王蒋龙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从21世纪初走和平发展道路被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外交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与创新性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智慧的结晶。二者皆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对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认知，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发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后者为前者铺就了历史基石、提供了理论基础、创造了实践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升华，前者强化了后者的外交旨归，丰富了后者的实现途径，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升了人类文明高度。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全人类共同价值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2JDSZK138)；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优培基金资助项目(22CX04011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JG2021017)。作者简介：郎帅(1985－)，男，河北沧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研究；王蒋龙舟(2000-)，男，湖北宜昌人，2022级硕士研究生。文献来源：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AMI）2023年第3期，第215-224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富含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外交理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国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专注发展的国家。早在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2005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正式通过官方文件形式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并发展了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认识。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3］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在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内政外交场合借助各类平台，积极倡导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率先垂范、以身作则。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那么，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这种联系又有什么意义？阐明这一问题，兼具重要的学理和现实价值，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的演进变化，认清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走过的路”“现在走的路”与“未来要走的路”意义重大。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与世界发展大势探索出的自身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之路，二者内涵丰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将和平与发展理念熔铸到了我国外交政策与实践中。进入21世纪，面对自身实力变化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外交发展历程，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5］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6］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谋和平、促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从而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大局服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7］在此基础上，与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通商，“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85年，邓小平同志谈道：“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8］这为“一个大局”服务，那就是“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1992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9］旨在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2007年，胡锦涛同志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0］中国努力推动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1］集中反映了我国将世界和平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点，并为此不懈努力和奋斗的决心。中国希望通过与他国的良性互动，给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为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积极参与和平与发展机制建设，开拓发展空间。随着国际社会在秩序化、组织化方面的进步，国际制度作为一种进程性因素的作用凸显出来，它甚至逐渐积淀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意义有所增强［12］。国际机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具有显著的平台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92年开始，中国顺应全球化潮流，进入一个“全面参与国际机制”的阶段。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主要因素角度看，国内发展与进步的需要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国际环境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同时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制度内的互动改变了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中国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13］。中国将参与国际制度作为谋求自身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深度与世界“接轨”，更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构建和谐世界。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在一系列事关自身、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事务上，充分履行了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义务，展示和平姿态、扮演和平使者角色，在地区冲突、热点问题解决上，积极斡旋、劝和促谈，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已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余年，共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已将自身的和平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形势下，我们要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更好地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更多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1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实现自身和平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致力于以发展促和平，以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以自身发展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1985年，邓小平同志作出重要论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8］时至今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真诚希望所有国家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共同防范冲突和战争。”［15］伴随着我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军力运用充分体现出了和平性、合作性的特质，不论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还是从2008年起的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盗频发海域的护航，中国都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变自身、融入世界，积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实现了与外部世界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通过不断完善贸易机制和规则，放宽准入限制，中国建立了一个日臻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通过稳增长、促发展，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中国有力提振了世界经济，维系了世界和平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16］。即便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我国经济也表现出了极强韧性。2020—202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达4.5%，是二十国集团(G20)中年均增速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增速大幅高于美国(1.7%)、欧盟(1.1%)、日本(－0.4%)等主要经济体，较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速分别高出2.4、3.4、1.7个百分点；三年间，我国GDP增量约3.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增量比重超过1/4，是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7］。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显示，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比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总和还高12.9个百分点，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18］。《世界开放报告2022》显示，中国“开放指数从2012年的0.7107提升至2020年的0.7507，提高了5.6%，排名从第47位提升至第39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19］。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对外援助国之一。中国对外援助历经70余年风雨，已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20］。中国已成为推动和引领全球发展的一支关键力量。以自身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国际安全秩序维护上，中国充分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面对朝核危机给东北亚地区带来的困扰，中国主动作为，在2003年至2007年间搭建平台，组织了六轮“六方会谈”。2022年，乌克兰危机恶化，中国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推动各方对话协商解决争端。2023年2月24日，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局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21］。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积极斡旋下，中国、沙特和伊朗三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双边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消息，传递了明确信号［22］。在国际经济秩序维护上，中国一方面支持对世贸组织等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要求，进一步在促进自由贸易、技术交流、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弥补国际公共物品缺口。与此同时，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日益增多的挑战，中国发起了一系列地区性、全球性倡议，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治理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23］。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讲话时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世界的前途命运共同掌握在世界各国手中。那么，是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是选择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从各国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角度来看，从全人类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从人类文明存在延续的角度来看，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已成为时代逆流，我输你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应为国际社会所摒弃。维护世界和平，各国皆有责任。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24］。沟通交流、平等协商是化解分歧与争端的科学方式，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各国应当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构建起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所有国家都应该珍爱和平，不轻易言战，不肆意妄为，特别是世界大国更应该以身作则，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是封闭的“孤岛”，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桃花源。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安全已经融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无法脱离外部世界单独存在，一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相连、彼此影响、相互支撑。在这种形势下，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25］。以邻为壑、视邻为敌，既不明智，更不可取，破坏他国安全也不可能成就自己。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共建共享，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携手共筑安全网络，才能够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各国在考量自身安全事务时，必须树立整体意识、长远眼光，不能仅谋求自身安全、贪图当下安全，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谋普遍安全、长期安全、合作安全。世界各国从未像今天一样联系如此紧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各个国家之间前所未有地建立起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世界变成“地球村”，重塑了各个国家的利益结构，尤其是国际分工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将各国的发展牢固“拴在了一起”，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此背景下，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26］今天，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了巨大挫折，但是其作为一种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各国应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推进经贸、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与学习，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正因如此，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都深深扎根于本国土壤，具有独特的历史和魅力。世界各国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精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26］。应该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破除思想隔阂与偏见，充分汲取其他文明中的养分，取长补短、创新发展，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文明要延续、要发展、要繁荣，人类就必须了解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善待自然。目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断子孙路式的发展已不再有出路，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无法再被忽视。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27］。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世界各国应该秉持绿色低碳理念，塑造绿色生活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宣传环保节能，抵制生态污染与破坏，保护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作为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主要内容，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图1所示。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28］。中华民族作为爱好和平的民族，长期以来秉承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合共生”“重义轻利”“世界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富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扎根其中、涵养其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精髓——“和合共生”，展示了和平共处的友好态度，彰显了共生共荣的宽广心胸，突出了中国外交摒弃零和博弈、谋求共同进步的特质。在新时代，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绵延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是“两个结合”的巧妙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实际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根基稳固、行稳致远。中国外交的理念、政策、主张要基于我国国情、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利益，要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世界发展大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统筹内政外交、发展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与世界各国构建良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高超的智慧给出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答卷。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6］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巨变。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特别是东移，加剧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与分歧；经济全球化附带的贸易不均衡与发展不平衡，助长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伴以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分化重组；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生态国家的对立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引发了大国间比之以往更为激烈的竞争；国际安全形势表现出更多的不稳定性，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会向何处去?世界各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提出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各国、各国人民提供了上佳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在继承中发展。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其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1.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历史基石第一，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宝贵历史经验。实现我国和平的发展与发展的和平，是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点。走和平发展道路一经提出，中国外交便将其付诸实践，一以贯之，践行至今。历经岁月检视沉淀，中国对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走好和平发展道路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一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中国必须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正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5］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自己的事，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希望全世界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起创造美好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需要世界各国共迎机遇、共面挑战，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历史性地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殷切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加强团结，密切合作，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从全人类共同命运出发，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出发，谋求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2004年，印度洋海啸猛烈袭来，造成了印尼及其周边地区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中国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新冠疫情演化为全球大流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战“疫”国际合作，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并付诸实践。三年多来，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举办疫情防控、病例救治等技术交流活动300余场，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抗疫医疗专家组，毫无保留地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不论面对“世纪大海啸”还是“世纪疫情”，中国都初心不改，为世界谋大同。第二，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重大议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论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被提出之后，中国更加坚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深刻认识到：“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显现，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继续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合作、同舟共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交汇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各种传统与非传统挑战，需要化解日益突出的全球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需要应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中国特色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新征程上，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为发展自身和造福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31］。2.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第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国强必霸”逻辑的否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大事件”。西方国家一些人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32］。这种认知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有关，更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文明形态密不可分。在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国强必霸”的逻辑，并因此催生了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担忧和偏见。这种以己度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形成了所谓的‘威胁膨胀’，这是典型的过度焦虑”“用传统大国走过的老路来预测中国，都将形成严重误判”［33］。中国人没有扩张胁迫、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构筑起一个“反霸范式”，中国既谋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形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第二，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定了理论探讨主体。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诉求在于：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宏观审视，其重点探讨的是“中国”与“世界”这两个主体的关系，并着重阐明：对中国而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与发展；对世界而言，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与发展。它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突出的是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的关系。微观审视，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探究的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包括中国与美国等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聚焦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合作与竞争、角色与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关注和研究这些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3.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实践条件第一，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良好国际环境。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长期以来，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坚持弘扬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理念，坚决反对战争，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被动融入到主动作为，为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献智献力、献计献策。中国一路走来，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了良好的对外关系网络、提供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得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合作，共享机遇、共谈合作、共谋发展。在伙伴关系网络的助推下，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逐渐深刻。不论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层面的各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地区层面的各类命运共同体，抑或双边层面的各类命运共同体，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不仅环境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也相互联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非常契合时代、非常必要”［34］。第二，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大国责任典范。中国一向是一个负责任、讲道理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勇于担当使命并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选择，充分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大党的责任自觉、担当自觉。中国积极主动地承担与自身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既包括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多次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也包括积极履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国义务，按时缴纳会费，并向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各种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实施减碳减排、国际司法合作、国际减贫等领域主动担责。2008年，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中，“其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显示，在全球45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以0.74名列第一，美国以0.32居倒数第一位”［35］。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所彰显的大国责任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继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所强调的：“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36］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上的“双突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与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内涵上各有特色，但是前者实现了对后者的丰富和升华。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旨归“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37］。维护国家利益是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同时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信念。”［38］任何国家和势力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尽管有“部分发达国家奉行‘本国利益至上’，不惜裹挟他国、引发动荡，由公共产品‘供给方’变为全球祸端‘制造者’”［39］，但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决不会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40］。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视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进程中捍卫国家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强调了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彰显了中国在此基础上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强化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旨归。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我国推动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途径进一步拓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加强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展开文明交流对话、发展同各国的伙伴关系等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同沿线国家签署的经贸协定，极大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参与各方在通信技术、物流交通等重点领域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年均增长8.6%。2022年，与沿线国家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进出口13.83万亿元，高出整体增速11.7个百分点”［41］。我国与沿线国家一道建设文明之路，通过共同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共同打造丝绸之路文化艺术项目等，增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了解与认知，增加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所有这些，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制度化、规范化提速，其平台功能日益彰显，新时代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途径不断丰富。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升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高度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更多贴合中国具体实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基础，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的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凝练概括了全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勾画出超越差异分歧的价值同心圆，凸显出各国人民企盼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为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42］。针对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概念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构建，有利于达成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3］。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支撑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样态、新模式”，“蕴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世界交往原则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44］。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不仅推升了自身的文明高度，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了人类文明。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拓新局面的奋斗中，要深刻把握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回望过去，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是其一大精神内核。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重大论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立足当下，明确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实现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国家利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直至2021年拜登上台，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将中国界定为“竞争对手”，不断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施压。与此同时，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新形势新环境下，中国要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和平发展融为一体。放眼未来，世界需要中国为解决各种全球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向未来，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审视世界，要以正确的角色观审视中国，中国要树立长远眼光、战略眼光，坚持整体思维、系统思维，探寻世界和平发展的规律，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全球“四大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不断把人类文明推向新高度。[1]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7.[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5-12-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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