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两个结合”。无论是“一个结合”还是“两个结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回答，它们在理论的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发展，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史上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是一次深远的认识变革、一次伟大的认识飞跃。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理论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列宁指出：“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任务，则主要是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中呈现出认识世界的科学功能和改变世界的历史功能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一般的原理性观点与各国具体的、丰富的、感性的和发展的实践的结合，是用科学的理论认识和把握实践、丰富对实践的具体规定性认识和形成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总体”或“思想总体”的过程。这也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所有理论活动的本质，也在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理论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3]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理论使命以及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史和思想史来看，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经过了从初期的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以及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走向新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完成了对建党以来中国革命曲折发展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一个结合”为主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于强大的实践意识开始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此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强化。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5]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围绕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化解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6]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一理论自觉就成为全党的共识，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活动中，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线，并成为对认识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活动起着支撑性作用的战略观点。对此，邓小平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这既是对历史经验非常重要、非常宝贵、非常厚重的科学总结，又在理论上进一步宣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接续、深化和发展，也是有着方法论意义的重大创新。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面对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关系的重大课题。斯大林曾经说：“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8]从抽象的理论上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能够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正确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立足自身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提炼、概括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课题，逐步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百年奋斗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并不断得到明晰的。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9]这个重要论断既一如既往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又拓展性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对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问题，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的高度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10]这标志着“两个结合”思想的正式提出，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一次伟大的认识飞跃。

一般说来，认识飞跃是指对特定事物认识史上发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认识变革，因为这一认识变革，人们对特定事物的要素结构、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始走向整体性的提升和格局性的深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变革，正是具有这种认识变革意义的认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时代课题。在“一个结合”中，无论是对其原创性的思想表述还是后来的科学化阐述，都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这一认识是被放置到“中国具体实际”的大范畴中来加以认识的，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被认为主要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现和表述的形式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讲的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还是刘少奇讲的“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12]实质上都是侧重于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活的中国表达。在“两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的大范畴中相对独立了出来，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始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一意义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呈现和接受意义上，而且具有实质上的思想史意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思想源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13]在“根”的意义上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第二，表明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推动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理论成果不断走向文化类型的存在、走向对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的创新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其内在的支撑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长的文化自觉性和不断自觉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自信的文化创新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4]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逻辑中，中国共产党既是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也是推进新文明构筑的强大文化力量。因此，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思想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有机统一和深刻融通。

新概念的形成是认识飞跃的重要标志。在创新性概念提出后，对其理论内容的认识则是不断发展的。这个过程也是人们的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后再上升到新的理性认识、并再次回到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党的主要理论文献来看，“两个结合”被提出来后，对其理论定位和理论内涵的认识，大体说起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大历史观”中确定“两个结合”的理论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赋予了“两个结合”重要的理论意义，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5]“两个结合”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经验被总结和概括的，这一总结和概括在《决议》中得到认识上的巩固，标示了“两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和新时代党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的战略性和基础性。

第二个阶段是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特别是“两个结合”中的每一个“结合”方面的具体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6]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具体理论内涵。“第一个结合”主要是指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解释时代发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17]“第二个结合”则主要是指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8]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精髓以及在长期实践中被证明为科学并被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创新创造以及在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交往实践中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等基本的方面。这些观念既体现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典籍中，也体现在文化遗产遗址中，还体现在人民群众对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坚守中。“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下人民群众形成的稳定、持久并且代代沿袭传承的价值观。这三种思想力量的有机融通和充分贯通，是基于中国伟大实践变革对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创造。这种创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是奠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性的彰显；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再塑造，并不断在时代化中涵养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则是新的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涵育。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论述深化了全党对“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必要性及其理论内涵的认识和把握。这是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第三个阶段则是从必由之路的高度科学阐述“两个结合”的彼此关系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彼此关系及其意义，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论断和新的认识，原创性地回答了“两个结合”为什么是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主要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强化了通过相互结合、彼此成就对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论述了这一“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创新能力提升的意义，指出了这一“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巩固以及对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价值。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9]这极大地深化了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内涵及其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20]对“两个结合”理论内涵的认识也是这样。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认识发展，“两个结合”的理论定位和理论内涵不断得到深化。这一认识发展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在党的理论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实践把握持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21]可以说，这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实、越来越开阔的一条路径。经过新时代以来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形成了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统领下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理念体系的整体性建构，体现了站在新时代理论创造的新高度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认识的新的升华。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内在一致性形成了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不是两个思想体系的机械组合，而是在“具有高度契合性”^[22]的基础上，通过内在结合走向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既反对了文化虚无主义，反对了文化相似主义，也反对了文化复古主义，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科学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新时代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3]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思想史深意的论断。把“第二个结合”作为新的思想解放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并列起来，彰显了“第二个结合”在党的思想史上的深远意义。这次新的思想解放是围绕着如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的，是发生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认识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新的文化运动。第三，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创新越来越鲜明地具有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越来越直接地走向对新文化和新文明的创造。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24]经过新中国70多年来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趋向对文化新形态的塑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越来越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这奠定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基础。

《决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5]来进行论述，这在党的指导思想概括和阐述史上是一个重大创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中华民族文明观建构的角度强调指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26]进一步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整体性创新的角度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结晶。在坚持和运用“第一个结合”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时代发展特征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的重大认识，开创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和运用“第二个结合”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新的整体性的认知体系和理念谱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性，明晰了文化主体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新文化构筑的引领力和厚植力以及对新文明的培育力和塑造力。

“两个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落地生根”和“深入人心”的问题，这就必然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科学形态又是文化形态，既是科学力量又是文化力量，既是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又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科学和文化的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往前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及其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两个结合”在新时代发展的理论产物，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和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关系作出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贡献，又为“两个结合”的继续深化开辟了广阔的理论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奠定了“两个结合”时代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条件，也是首要任务。在长期积淀的理论智慧基础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由多种思想力量铸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基本的思想和理论底蕴，同时又包含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等所构建起来的思想和理论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等相结合的思想产物，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科学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28]这一方面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为“两个结合”的时代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第二，奠定了“两个结合”时代发展的文化认识论基础。在推进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强调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深层次和总体性的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概括为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四个基本方面，实现了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认识上的重大认识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9]这是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观点，开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新阶段，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任务。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0]并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特征，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这五个方面特征的原创性概括，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认识，而且把这一认识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要理论内容，奠定了“两个结合”时代发展的文化认识论基础。

第三，奠定了“两个结合”时代发展的价值论基础。在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赋予中国发展实践以伟大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化为对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能力直面“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31]的人类前途命运，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提供原创性回答，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携手人类现代化高度统一起来，为“两个结合”的时代发展奠定了价值论基础。

第四，奠定了“两个结合”时代发展的实践论基础。文化是历史实践的观念表现。因此，“文化观本质上是历史观。一种文化观的深处往往潜藏着它的历史观念”。^[32]“两个结合”并不是凭空抽象地发生的，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接续展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基于这一伟大实践对新的历史观念的创造，走向对中华文明世界影响力的新塑造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33]这就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直接等同了起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34]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新文明形态的创新实践，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就为“两个结合”时代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实践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