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之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实践智慧,而且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趋势,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新时代,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能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为各国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思想资源。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价值目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加强这一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有助于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更好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构建更加平等的话语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多样化智慧,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繁荣发展。

(一)对话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任何理论体系都需要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碰撞才能够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以丰富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要求其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开阔胸襟和世界眼光让其能够在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而是和世界先进文明不断进行交流互动的开放体系。“走向世界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与新命题。”[1]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来都是善于吸收各国先进文明元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明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也应该同世界分享,因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就。”[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并不是要单向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同时也包含着中国理论对于外来文明成果的吸收化解,是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本土性知识的世界化与世界性知识的本土化。当前,国外共产党及其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针对世界局势和资本主义变化,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非洲-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国家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在研究主题、研究范式上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存在较大差别,但它们对于人道主义、生态主义、结构主义、分析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野,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3]因此,我们要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和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交流碰撞,结合时代主题和具体实践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吸收借鉴,同时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错误的概念、范畴、术语进行批判斗争,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断坚定理论自信

近年来,面对“中国威胁”“中国霸权”“中国崩溃”等话语,中国通常是采取回应性话语来应对,基本上都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中国不搞霸权主义”“中国道路不会崩溃”等否定性话语,而“人们在潜意识中无法处理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4]。这种回应方式有时不仅没有在国际社会上起到批驳原话语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原话语所构建的特定含义。面对有关中国的各类“问题话语”,如果不能够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给出更具说服力的肯定性回应,那么就容易在国际舆论争端中陷入西方话语陷阱,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造成话语障碍。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和参考借鉴,中国力量已经在全球各个地区和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但由于国际话语权长期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势单力薄,这就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频频遭遇“话语霸权”,在国际舆论中经常陷入“敌攻我守”“被动挨骂”的不利局面。另外,由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渗透,一些中国学者习惯在西方设定的议题框架下开展学术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在理论研究中信奉“拿来主义”,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言必称希腊、文必引西方,一味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思维模式和概念定义,不问具体国情、时代需求,盲目为西方制度、西方模式和西方民主等呐喊助威。由此,本来应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进行阐释助力的学者却掉入了西方的学术话语陷阱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力造成了很大伤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中国和西方国家对话时的话语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5]。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来阐述对中国发展、世界发展的认知,不断“将‘发展成果’升华为‘话语成果’,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效果”[6],将这些理论成果放置于中国以外的区域进行实践检验,从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对比中阐明中国特色、中国优势,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答西方所无法回答的理论问题,解决西方所无法解决的实践问题,在国际传播中坚定理论自信。

(三)深度参与全球共同治理,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全球化发展,每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既是个别的、特殊的,又是共同的、普遍的,是部分国家过去发生过或者未来即将出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全球面临越来越多共性的矛盾问题,仅仅依靠单个或者部分国家是无法完全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现实前提。”[7]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完全“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并不存在。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从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国治理,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待全球治理,不仅关注当下问题,更着眼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在当代,西方国家的资本逻辑、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制度要素已经无法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类挑战。当西方社会普遍陷入困境时,世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地区冲突中提出有别于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黏合剂’。”[8]在此背景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价值”就取决于其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治理的共性问题。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不断地提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境界,创造性地提出了系列重要思想、重要倡议、重要论断,为其他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多理论借鉴和现实可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鲜明的全球治理观,如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理念、全球化观、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等,特别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重构了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价值和精神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之中去”[9],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普世价值等狭隘的单极化格局,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全球治理理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让中国具备为全球提供思想公共知识产品的能力,这也颠覆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对于人类思想公共知识产品供给的垄断地位,真正实现世界观的深刻变革,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具备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不仅要关注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更要积极思考和研究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在理论创新中提出全球治理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思想,“在推动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治理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理论创新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10],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重要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现实挑战

当前,国际社会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国际传播中不断扩大影响力,但仍然面临着文化心理差异、意识形态斗争、传播体系落后等现实挑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效果受到制约。

(一)面临跨文化跨语言沟通的障碍

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而语言则是这个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在不同文化间存在沟通隔膜和语言障碍。从人类学家霍尔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概念来看,中国文化在语言表述上更倾向于采用复杂委婉的方式,将所要表达的大量信息蕴含于语境之中,属于高语境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愿意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利用符号来直接传递大量信息,属于低语境文化。从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传播就会造成部分语境信息的缺失与扭曲。比如,“中国方案”在不同语境中分别代表着思想理念、宏观战略、具体经验等不同内涵,而国外媒体则将“中国方案”翻译为“China solution”,即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措施,显然就在传播中限制了“中国方案”的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表达方式基础上的,其在国际传播中必然会面临不同国家受众语言表达习惯的障碍。当传播受众国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时就可能出现误读的问题。据统计,全球现存语言超过了5000种,这就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面临的语言环境极其复杂,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翻译转换。但目前来看,我国除了在中译英、中译法、中译俄等语种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在一些非通用语种翻译上还存在空白,特别是缺少足够的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和基础语言工具书,导致在一些传播目标国家,无法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翻译为该国本土语言,不能让这些国家的民众通过母语来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外,在一些重要理念的传播翻译中也面临着被错译、错读的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中提出了“韬光养晦”的理念,以表达中国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低调谦和的外交态度,但西方国家却将其翻译为“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认为这是中国隐藏野心、收起爪子、等待时机的阴谋,这显然是错误的解读。再比如,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理念,本意是利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来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但早期部分国家却将“一带一路”翻译为“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在英语中将其理解为某种“政治包围战略”,这显然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理念进行了曲解。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中必须要进行跨文化转换,特别是在某些理论内容的外文翻译中,要选择接收者的叙事方式来进行翻译传播,避免因文化语言不同而造成误解。

(二)遭遇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阻力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制度对立至今仍然存在,一些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持有偏见,通过政治领袖、文化学者、普通民众等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最鲜明的标签,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平崛起和独立自主的鲜明形象”[11],但这一思想体系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国际传播中必然会遭遇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抵制。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不仅仅是在经济物质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它们利用经济优势将自身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强行灌输给不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压制和消解。特别是近年来,西方通过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培训等渠道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竭力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来消解社会主义,利用各类非政府组织培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精英、慈善人士、企业高管等,这些人员在不同场合大力吹捧资本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质疑甚至污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也总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的道德警察自居,戴着有色眼镜曲解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它们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制造舆论阻碍,以“修昔底德陷阱”“普世价值”等对中国进行刁难诽谤,把中国模式定位为“新型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指责中国正在试图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美英等国家通过取消或者收紧中国记者签证、对中国官方媒介社交媒体账号加注标签、撤销部分中国媒体海外播出执照、围剿抖音国际版TikTok、封杀中国APP、抵制中国5G等阻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

在国际传播中,西方国家主导了传播技术、规则和话语,在全球建立了发达的传播媒介网络,对世界文化信息的传播形成了垄断性优势。任何思想文化要想实现国际传播就必须同资本所操纵的媒介平台进行合作,被动接受资本所制定的规则和话语改造,这种传播合作在本质上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从近年来中国文化艺术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表现来看,只有符合西方读者口味,一定程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进行抹黑的作品才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而那些传播中国正能量、讲述中国好故事的文艺作品在国际上则鲜有人知。

(三)受到国际传播能力落后的制约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传媒大国,但还没有达到全球传媒强国的标准,“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逆转,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这就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着理念、体系、路径等方面的障碍。从传播理念来看,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容易混淆“宣传”与“传播”的概念,更多采用单向灌输式的宣传方式,没有结合不同地区受众的情感和需求来创新传播方式,不善于运用西方文化符号对所要传播的理念进行符号置换,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中的亲和力、影响力还不够,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传播内容的认可度。

从传播战略来看,虽然中央已经将国际传播摆在国家战略位置来考虑,但有关国际传播的体系规划仍然还不够具体完善,没有建立统一的职能部门来专门负责国际传播,也未制定国际传播法律法规和实施流程办法。从传播内容来看,在国际传播领域表现出重传统、轻现代的偏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内容传播比较多,但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理论的传播占比还不够高。虽然这样的传播能够在全球树立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东方大国形象,但却不能够让更多国外民众深入了解当代中国。从传播主体来看,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等官方媒体仍然是国际传播的主角,其他地方媒介参与程度比较低。国内普通公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缺乏媒介渠道来参与国际传播,这样就不能让世界听到中国不同主体的声音,限制了多主体传播体系的发展。从传播技术来看,中国在传播中对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创新性运用还不够,国外各大媒体平台往往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容进行技术限流,利用算法等手段来监控中国对外传播内容,造成中国在一些关键议题的内容传播上经常出现技术性失语。从传播理论来看,国内学界关于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比较分散,国际传播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开展的跨学科对话不够丰富,尚不能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正是由于国际传播能力滞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无法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交往优势、发展优势。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不断加强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协调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传播,通过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来提高国际传播效能。

(一)将传播理念革新作为根本前提

树立全球传播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强起来的中国需要展示自己,变革中的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有责任也有条件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2]。因而在传播中更应具有全球思维和国际视野,努力通过传播来消除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一方面,要建立中央层面的国际传播领导小组,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纳入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让其充分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统筹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界的传播资源,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流程优化和权责分配,全面构建从规划、执行到推广、评估的完整国际传播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高校传播学科建设和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和规律的学术研究,发展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成果和实践技术。同时,积极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方式,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在表达方式上采取有别于传统话语传播的风格和措辞,贴近西方群体的认知图谱”[13],避免在传播话语中一味“打官腔”,打破过去传播中“政府传声筒”的僵化形象,加强从客观实际和公民个体的角度来阐发对中国理论的解读,有效抓住传播受众的情感点、共振点,在传播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树立敢于斗争的理念。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必然会受到西方社会“意识形态输出”等指责,甚至遭到一些恶意诽谤、歪曲解读。对此,我们必须敢于主动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反击,在国际舆论场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理论,纠正海外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误解误读,坚决反对西方话语对中国话语的贬低、否定和替代,积极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我们要改变过去在国际上“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的状况,充分利用多平台主动发声,特别是针对涉及中国的敏感话题,要明确立场和底线,避免一味采取模棱两可的回避策略,要更加直接地传播中国想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和国际社会想要了解的中国现实,在全球议程设置、舆论引导、概念定义、价值评判等方面强化主动塑造能力,让国际舆论场出现更多带有“中国”标签的正面话题。我们要加强全球涉中国话题舆情监测,制定各类突发舆论事件的应对策略,及时组织专家进行正面回应,在国际舆论场积极争夺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对国际道义是非的评判权,努力扭转国际传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态势。

树立全民传播的理念。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主体。这些主体在传播中以政治言说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现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发挥了积极的传播作用。但是从海外民众的接受视角来看,他们希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化、故事化、生活化,更加关注个体层面的民生故事、普通生活等话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要善于以平民叙事话语来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近年来,李子柒短视频在海外走红就证明了民众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新主体,利用朴素的画面、语言构建和解读最为鲜活、最为形象的中国理论。我们要在主流媒体开设有关新闻资讯专栏,鼓励普通社会大众发表个人看法、上传新闻资讯,由传媒工作人员对个人化素材进行验证并纳入到国际传播素材库,利用全民传播来构建与互联网传播渠道相匹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数据资源库。我们要创造更多平台、渠道来实现中外民众的直接互动交流,通过个人叙事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形象、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引发海外民众的共情与认同。另外,中国主流媒体还可以针对社会大众开展基本的传播培训,提升普通百姓的媒介素养和传播能力,推动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民传播。

(二)将对外汉语传播作为基础任务

在国际传播中我们一直是按照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进行传播设计,而事实上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形成了独特的道路模式和发展逻辑,完全可以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独立开展对外传播。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对外汉语传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5]对外汉语传播是当前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重要基础,是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认同的首要载体。虽然我们可以借助翻译手段将一些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翻译为外文,但经过语言转换后的理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比如“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概念内涵就有着丰富的汉字文化渊源,是任何外文翻译所无法替代的。外文翻译往往只是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传播,此时对于文本的解释仍然是在外文语境下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传播中更好地掌握对文本的解释权,那么就很难让他者理解接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加强汉语海外传播,让更多外籍民众来学习掌握汉语,才能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建立更为顺畅的人文渠道,提高传播效能。

积极构建国际汉语教学体系。要制定系统的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明确传播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整合汉语传播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资源,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服务,鼓励民间机构、海外中资企业等主动投身汉语传播事业。要发挥好汉语国际传播机构作用。目前全球多个国家都成立了本国语言文化传播机构,比如法国建立了法语联盟,德国成立了歌德学院,英国组织了文化协会,韩国推出了世宗学堂等。中国目前已经推动建立了世界汉语大会,在全球开设了大量孔子学院,未来应当继续优化孔子学院的海外布局,提高各类国际汉语教学机构的覆盖率,为全球提供汉语教学服务,积极对外推广中国汉语文化。要推动汉语教学进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遴选优质的海外华文学校,与本土学校建立汉语教学合作项目,为海外汉语教学提供师资和经费支持,持续不断地提高各国汉语教育本土化水平。要推动汉语在海外更多国家和地区扎根,特别是要加大对亚非拉国家的汉语国际传播资源配置,提高汉语在这些国家政治、文化、学术等领域的使用度,努力成为传播地的官方语言或者主要外语。

加强民族文化产品的海外推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产品的输出已经成为推动汉语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产品的跨文化输出也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当代中国文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16]。要善于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外事活动等契机开展文化交流,在不同国家举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节、文化年活动,充分利用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推广汉语文艺产品,让海外民众在感悟中华魅力的同时加深对中国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要利用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来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有效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与汉语对外传播的契合点,提高海外经营性文化活动规模,加大汉语影视产品、文艺演出、电子游戏和出版物的版权输出,在海外制作和发行汉语文艺产品,让更多海外民众透过文艺作品感悟中国的文化底蕴、社会发展和特色理论。

(三)将高端智库建设作为重要依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智库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智库能够在控制国际舆论主导权、化解矛盾冲突、开展针对性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决策辅助作用。近年来国内各类型智库的规模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在不同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决策咨询功能。但智库不仅仅是产生思想、阐释思想的机构,同时也是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理论、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新时代加强国际高端智库建设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有力依托。高端智库的建设既要实现为民族复兴提供国内政策研究咨询,又要坚持“策为天下先”的价值理念,切实对当前全球面临的能源危机、生态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提出创造性谋略,引领各国集中讨论中国提出的成果方案,发挥好对外传播功能,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

加强高端智库的学术研究能力。当前国内很多智库在对外交流中,往往一味阐述中国官方政策,论证政府政策的正当性,而没有研究政策背后的真理性、科学性,这就不可能和国外智库学者产生积极的互动交流。智库不仅仅是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同时也是产生理论的平台,理论思想是支撑智库运行的核心关键。任何政策只有获得科学理论的支撑,才能够具有前瞻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未来,中国智库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高端学术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良好沟通能力的精英人才,强化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提高智库的理论原创能力,积极和党政部门的决策活动进行对接,不断提高智库在研究项目、出版著作等方面的学术影响力。只有在学科体系的支撑下,中国智库才能更好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观点、制度规则和价值追求,“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17],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加强高端智库的对外传播能力。中国智库专家要借助不同项目主动走出国门开展调研和交流,走进国外大众中,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解读,将最新的中国理论成果转化为国际上的热点话题并赢得普通民众的理性认同,实现学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有机结合。中国智库还要加强和国际同行的合作,在境外设立智库分支机构、研究基金或者组织学术论坛,积极聘用外籍专家开展合作研究,派遣中国智库专家到海外机构任职,和西方学者进行深度学术交流,共同构建学术对话、思想交流、理论传播的平台。另外,中国智库还要加强对国内外媒体的影响力,积极在海外权威媒体撰写发表文章,接受海外媒体平台的采访,阐述智库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同时将智库的研究报告、出版物等输出给海外媒体。中国智库只有“站在人类高度去立意,从全球视角去建构,从中国故事去切入,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18],对世界产生更多影响。

(四)将视听资讯输出作为话语支撑

构建视听资讯网络体系,优化国际传播中自主媒介生态。要在全球范围建立发达的媒体产业,继续推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利用商业媒介集团建立多样化的国际新媒体平台,不间断地向世界提供时事报道、新闻采访、专题分析等,将新闻资讯与汉语学习、理论传播结合起来。同时,要加强国内媒体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账号的经营,适时资助国外传媒集团开设中国理论专栏,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翻译有关中国理论的著作,在谷歌等互联网搜索引擎中嵌入中国理论关键词,在国际传播中实现“借船出海”的效果。在国际传播中,除了在重点和热点地区建立传播实体机构外,还要在其他区域发展由自由撰稿人、摄影师、特约记者等组成的外围网络,从而能利用较低的成本实现全球传播覆盖。通过构建完善的全球视听资讯网络来打破BBC、CNN等知名媒体在传媒界的专业权威和历史优势,最大限度抵消西方媒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技术封锁和平台封锁。

构建视听资讯内容体系,通过话语、叙事和技术融合丰富内容供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属于精神交往活动,在数字时代离不开媒介载体的支撑,需要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权威评论、学术文章等进行数字化处理,积极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跨媒体知识图谱,借助动漫、音乐、影视、绘画等不同载体来提高理论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工作经历的内容塑造,引导海外普通民众了解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家国情怀、世界眼光和马克思主义观,更好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沿革。要借助国际传播中的议程设置主动面向海外受众输出中国理论内容,引导国外政客、学者和智库讨论研究中国议题。同时,在国际传播中面对各类突发事件和热点议题,要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让全球不同地区用户能够从视听资讯中获得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法。

构建视听资讯社群体系,在国际传播中实现和受众的良好互动。在国际传播中要建立数据驱动传播模式,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精准定位传播受众,在全球范围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受众。要借助智能算法、大数据等技术对国外受众进行画像,区分不同群体,设计针对性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路径,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与受众兴趣需求的动态契合度。要在寻求中西方共同点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以便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可,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找对人、说对话”。在社交媒介平台培养传播中国理论的“意见领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个性化阐释,形成浓厚热烈的舆论氛围,吸引国外新生代用户。利用不同传播平台开设“中国话题”“中国理论”等版块,引导受众开展互动交流,这样就能够提高受众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听资讯内容的黏度。

四、结语

中国是具有天下情怀的大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实践维度”,也有“理论维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并不是吞并性或者取代性的,而是和世界文明进行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主要目的在于让更多国家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分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接受全球治理与发展中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人类世界性交往不断深入的今天,面对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以及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等不同的传播阻力,要不断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理念,构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制度和平台体系,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概念、范畴和表述及时传播出去,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感染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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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樊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