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内涵审视是深入研究这一论题的基本前提,当中涉及到形成渊源、主体力量、核心关联以及发展方向的判断。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及广泛传播为开辟新境界奠定重要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开辟新境界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与新境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开辟新境界的发展趋势。
(一)开辟新境界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开辟,绝非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从发端到发展成熟的长期探索历程,有其源头和基础。晚清时期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愈发深重。众多先进人士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大量译介西学,希望给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启发,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众多译介成果之一。而彼时的传播零散、肤浅、不成体系,加之中国缺乏马克思学说生长发展的社会基础、阶级力量和思想准备,因此产生的影响较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也震撼了中国。中国先进分子真正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改变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力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论。随着当时国内矛盾和国际危机愈加突出,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壮大,并且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国人对这一思想体系的需求便愈加迫切。这些条件极大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比较甄别中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业,不断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广泛传播为开辟新境界奠定了重要基础。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那么其只会作为欧洲的一种思想体系而存在,带来的影响力只会停留在欧洲或者止步于俄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无从知晓这一伟大思想体系,就不能在日后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得到广泛传播,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是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传入中国纷然杂陈学说的一种。因为不能脱颖而出得到普遍关注,不能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海,便不能发挥指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作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自然无从谈起。
(二)开辟新境界的根本保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能够开辟新境界,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持之以恒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根深叶茂,并实现向中国之治的成功转化。
中国共产党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力量。每一种主义、道路都由特定的政党、派别或群体来主导与实践。不同于“中体西用”以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主体、改良主义以资产阶级中的维新派为主体、“三民主义”以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为主体,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将马克思主义素养作为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作为神圣职责,使马克思主义实践有依、传承有根,不断结出累累硕果。当前,中国有超过9671万名共产党员的超大规模群体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他们团结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汇聚起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的作用必将是波澜壮阔以及持久深远的。
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精辟论述,“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断然拒斥“全盘西化”的他者路线,自觉摒弃“复古守旧”的倒退路线,不断廓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无论弱小还是强大,处于高潮还是遭遇挫折,党从未动摇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路上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坚定实践者、丰富发展者。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信仰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强、稳定、可靠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会作为一种学说停留在文本上和书斋中。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很难走向“中国化”并走上正确的实践轨道,也就不会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出现。
(三)开辟新境界的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相比开辟“新境界”,此前无论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出台政策文件、召开重大会议的官方语境,还是在理论研究的学术语境,出现频率更高的是“新飞跃”及其相关表述。例如,“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新的飞跃”。事实上,“新境界”与“新飞跃”同为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对象的状语或修饰词,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后者无疑是理解前者的重要线索。
从二者异同的角度来看,“飞跃”意指事物从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转变过程,体现了变化性、变动性。而这种变化的前后差异是显著而非微妙的、变化的过程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变化的结果是前进的而非停滞或者后退的。“境界”指向事物空间意义上的疆界或范围,发展过程的相对稳定状态,以及发展性质上的成熟或高深造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新飞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随时间推移实现从无到有、新老演替的发展变化过程。新境界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创新基础上呈现出的由浅入深、积微成著的发展态势。新飞跃和新境界都强调一个“新”字,这一“新”是在守正中创新、在革旧中维新、在返本中开新。新事物在代替旧事物的同时,也保留了后者合理的、适应新条件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历数次演进发展,形成了诸多新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精粹依旧历久弥新。
从二者关联的角度看,新飞跃是新境界的前提,没有从过往发展境界到新的发展境界的“关键一跃”,新境界就没有清晰的起始节点。新境界则是新飞跃后实现的一种恒定状态或发展效果。而没有新境界量的累积,就没有新飞跃质的飞跃。因此,新境界又是新飞跃的必要准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实现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以及实现“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并且开辟了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的每一次飞跃,便为开辟新境界奠定重要基础,并为下一次飞跃做了充分的准备,周而复始、螺旋上升。
除了新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新阶段、新局面、新篇章等亦有关联。新境界是这些表述的同义表达或高阶表达,代表一种成熟、稳定、良性、可持久的发展样态以及美好期待。随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成熟、运用更加娴熟,并且与中国实际、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的融合更加紧密,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将不断实现新的飞跃、开辟的新境界。
(四)开辟新境界的发展趋势: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出的历史经验,是回答马克思主义应融入中国哪些领域、解决哪些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指明了开辟新境界的发展趋势。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联系更紧密、本土化更透彻。毛泽东同志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化”并不停留在形式上,而是有着内容或领域的规定性。“两个结合”的提出,更清晰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什么“的”的问题。第一个结合,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具体的和现实的国情,使马克思主义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第二个结合,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使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与思想相衔接,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文化实践与价值观念相融通,促进其更适应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更加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凸显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巨大的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源自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沉淀。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结合”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共生型关系,使一百多年党史、七十多年新中国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深刻联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实际”的双重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生根”,并且“真管用”。
根据列宁的观点,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应当“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们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原则,但是如果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际与传统有机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时代化的性质终究是他者的而非自我的,其效果也只会是短期的而非长远的。“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同频共生、与中国历史文化的高频共振,使新境界的开辟实现从无到有以及从有到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