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现代化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属性，一个是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两个基本属性的牵引下展开的。民族特色是现代化普遍规律在民族环境中的认识和运用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则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开拓创新问题。

当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大潮时，人类的现代化已面临不同的走向和抉择。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揭示了人类现代化的本质、趋势和特征。他们用唯物史观揭示现代化的本质，即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揭示了全球化发展趋势：“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揭示了现代化具有的社会永不停歇发展变革之重要特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此后一直到今天，人类现代化的历史都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

资产阶级启动的现代化迅速地重塑了人类文明形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成的是相应的生产关系，再形成相应的生产方式，建构起特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从而滋养出相应的文明形态。现代化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4]它摧毁了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5]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人类由此开启了近现代史，它是以“资产阶级—现代化—资本主义文明”的融合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纠缠，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梦魇，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资本主义化），不能够仅仅看成是西方人士或者崇拜西方之辈的喧嚣，实际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一种历史走向，是资本主义文明对生存空间的开拓。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改造和推动，的确为资本主义文明赢得了不错的生存空间，再加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渲染，裹挟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就似乎成为近现代以来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都应该仿效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充满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一向度的肯定，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一个迄今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能够弄明白的“问题结”，即将人类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剥离开来，完成了“桥归桥、路归路”的辨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同时肯定了与之相应的政治文明的成果：“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8]通过这种深刻的历史透视，他们阐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不同于其他进步的思想家的关键之处在于：不仅仅聚焦于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和危机的批判，而是透过这些巨大灾难和危机揭示其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正在被历史否定：“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9]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同现代化剥离的深刻思想，创造了其他思想家无法比拟的高度，他们“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0]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与资本主义相伴随行的“现代生产力—现代化”，必定是未来新社会的基础和起点。“资本主义—现代化”越是发展，就越是为新社会的到来创造条件。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最有可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达，把眼光首先聚集在欧洲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指出：“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1]其实，这是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即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冲破束缚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2]对未来社会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须臾离开生产力的率先发展，它包含着一个不可忽略的要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即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系统论述，但他们仍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学界也将之统称为“东方社会理论”。因为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处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他们早期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即落后国家的社会文明进程可以是跳跃性的，并非一定要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跨越式发展而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这是一个极为宏观的判断，又毫无疑问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够对这种伟大的、复杂的跨越式革命作出进一步论述，但有一点马克思是明确的，即要完成这样的跨越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3]这是一个精粹的唯物史观的框定，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必须现代化的表达。这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落后于欧洲工业国的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认识到这是一场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场伟大革命是由我们这些落后的‘古怪的’俄国人开始的……应当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4]列宁揭示这种特殊性包含的关键问题，也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5]列宁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6]列宁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描绘，把生产力放在根本性的地位：“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7]依托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实践，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形态的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系列阐述中，被称为社会主义总公式的提出是经典性的。他把社会主义精炼地表达为：“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8]这里的“外国的好东西”同马克思“一切积极的成果”是一回事，但列宁讲得更加清楚明确。分析一下这些好东西，显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化，所以，这一总公式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期表达，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启程。

当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时，所观察到的现代化仅存在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所以中国最早对现代化的模仿和学习是以西方为榜样的。无论是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资政新篇》，都是力图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洋务运动是中国对现代化的第一次选择和启动，想跟着西方走出富强的道路。然而，即使要选择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必须完成启动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历史使命——进行民主革命，铲除封建专制。

没有以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是根本无法推进的。恩格斯对这一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之间关系作过论述：“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19]对于这一经济发展提出的政治诉求，中世纪的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而这种诉求是没有办法压制的。“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资产阶级于是就成为这种历史诉求和历史力量的执行人。“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20]资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获得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自由贸易、市场扩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繁殖的权利。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现代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然，试图维持封建统治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现代化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作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同第一次重大选择相比有了质的飞跃，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意识到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同盟会成立时，他将革命纲领进一步升华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且总结凝练成具有鲜明民主革命性质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超越了当时任何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选择，他要通过三大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现代的中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21]对此，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22]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是以西方为楷模的，他在1905年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只要向西方学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23]但遗憾的是，即使是西方的民主革命也没有能够拷贝到中国来。民主革命要完成两大基本的历史任务：政治上消灭封建专制，经济上铲除封建剥削。推翻清政府之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既没有构建出民主政体，也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和国民大会设想是西式民主革命的中国版，如果能够成功，当然也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但当政的蒋介石、国民党以种种借口阻碍宪法的制定和国民大会的召开，尽管建政后多次“郑重”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但一直拖到 1946年，并且是一手包办搞了一个国民大会，还只是完成制宪任务，称为“制宪国大”。即使是糊弄的宪法，也还不马上实行，又拖到 1948年 3月底才召开所谓的“行宪国大”。一年后，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可见，国民党政府完成的不是民主革命，而是从头至尾的专制统治。

经济上的封建剥削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也基本上维持原样。毛泽东在 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详细地记叙了封建剥削的严酷状况：“‘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24]旧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封建剥削主导广大农村。只占农村人口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 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70%的贫雇农却只占有 10%的土地，人民贫困不堪。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的名目就多达1656种，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的 60%～90%。旧中国有 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 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22%。与封建剥削紧紧捆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何以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这不仅说明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也深刻说明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领了中国对现代化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绝不会走西方的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则提供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强大能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同十月革命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同行的。毛泽东的表述非常准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5]其实，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是 19世纪末的事情，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定马克思则是社会主义新文明诞生时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理论的辨识十分重视与社会实践的观照。李大钊是典型的代表，他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在 1913-1916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又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成为关键的转折点，他随即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已体现出思想选择的基本取向，而两年后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清楚地表明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李大钊不仅代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理论选择鲜明的实践旨归，还意味着理论选择的同时也对社会文明形态和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既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是走向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伴随中国共产党创立而完成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的这一选择是伟大的，用这一选择来作毛泽东提出的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6]论断的注脚是再适合不过了，它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接下来是新篇章的书写，这仍然是极为艰难的过程。尽管确定了“走俄国人的路”，但实际上俄国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俄国好歹算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其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前所述，中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专制和封建剥削对现代化的阻碍。历史纠结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民主革命问题？是遵循既有的先例排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毕其功于一役，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完成？这是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这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跨越”只是原则性的设想，并没有具体的论述；俄国人的路也只是“路向”，而不是具体的路线图。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贡献，从历史的大进程来看，首先就是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代化先期之路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沿袭既有的民主革命模式，也没有想当然地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而是开创性地领导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更了不起的是架设起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桥梁。这一“桥梁”有系统深刻的建设指导——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完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有虽然不长但十分精彩的社会实践，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上的桥梁！它见证了一个落后民族的跨时代步伐。马克思提出了设想，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这一伟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贡献。

这一历史性的跨越为中国现代化开启了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化在中国是“千呼万唤未出来”。美国现代化专家 G·罗兹曼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不仅自身来看“从 1900年到 1949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来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参照发展的许多指数把中国 1949年以前的进步与1970年代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发展”。^[27]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经济的突飞猛进，现代化取得的杰出成就，则是毋庸赘述而举世公认的。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分水岭，充分说明国民党政府无法完成民主革命，不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现代化的强大制度支撑，创造了比西方现代化更优越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伟大贡献，再次从历史大进程中展现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塑和对人类文明成果高超的借鉴。20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意味着人类现代化道路新的开拓；同时，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反过来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诉求。苏联曾经创造了现代化的辉煌成就，仅用三个五年计划，就超越了所有的欧洲列强，“二战”结束后，即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当然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而后来的发展又显示，苏联解体，其现代化道路中断。西方人士想竭力证明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道路的终结，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曾经喧嚣一时，认为西式的现代化是最终的归属。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却不断推进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就，很快就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指向是极为鲜明的，它坚决克服“穷过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僵化、“左”倾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社会主义如何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它回答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回答的现代化问题，并以此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而且深刻阐释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等论述，^[28]直接把社会主义定位到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释，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打头，凸显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使命；“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则鲜明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宣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时代高度，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标明了这一现代化的人民属性、社会主义属性。科学发展观续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新篇，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双核”，这一生产力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现代融合，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对现代化的阐述是其中一条重要的主线，其主要内容的“十个明确”对中国的现代化作了面对新征程宏观的新布局，“十四个坚持”展现了当今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十三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无疑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坐标定位，它们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在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现代化国家是进入标题和主题的核心概念。从党的奋斗历程来看，党的二十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构建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理论话语体系。这一理论话语体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坚实的实践基础，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升华，具有鲜明的现实价值；其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确立了与西式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现代化理论话语，这既是对人类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性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宝贵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观察、研究、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热潮在全球兴起。英国学者 J·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率先研究的代表。这一论说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29]此后，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验、理论不在他们的知识范围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希望认识、理解中国现代化奥妙的愿望都是强烈的、普遍的；当然这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对人类现代化作出了划时代的宝贵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党的二十大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五个方面归纳了其具有的重要特征，其中既包含了民族的特性，也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特性。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揭示，则更加深入地展示了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本质不同于特征，它是事物的核心要素，反映具有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通过民族的场景把现代化内在的逻辑呈现出来，即把特殊性中蕴含的普遍性解析出来，因此，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通向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现代化的兴起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尽管这种文明形态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创造出过去所有文明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但它同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也使人类社会不得不反思这种文明。《乌托邦》对“羊吃人”的控诉几乎与这一文明的诞生同步，到了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30]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成“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1]的历史使命。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展开的进程，也是追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新形态的实现，首先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摧毁旧的制度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制度。这一新的制度文明不仅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剥削、压迫和种种社会不公正，而且能够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等到“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32]新的文明形态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马克思对新文明的这一论述，包含非常重要的规定性，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到来，是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规定性又反过来对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确立标准，即它一定要能够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毫无疑问，苏联模式也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为社会主义新文明作出了宝贵贡献，但却没有能够保持这种发展——由于体制的僵化，这说明是制度文明出了问题，这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苏联模式，最关键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最要紧的在于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臻于完善，而是要不断地改革调整，即赋予制度以成长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前进的制度文明。即使今天中国已经取得了现代化的辉煌成就，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但改革在中国依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也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对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特性的揭示，当然也应该是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特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质。新型的现代化通向新型的文明，党的二十大对新型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揭示，也必然关联它将实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第一条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文明新形态来说至关重要，即这一社会形态是由谁来领导和引领的问题。考察既往的社会形态，其领导和主宰者的属性决定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属性。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也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先进性作过明确的论述。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更是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它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坚定不移地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只有具有这样优秀品格的政党，才有资格主导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第二条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中国正在成功地走出这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归纳了五个方面，它们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五个领域。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反映的是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基础性地位；紧连着的人民民主，反映政治文明的核心命题；丰富的精神世界当然是精神文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答了马克思政治解放之后最根本的“社会解放”的命题，是社会文明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根本追求。因此，这五大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就是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铸就新质。

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是要在全球层面打造新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这是马克思早就清楚论述过的现代文明取向。资本主义的市场开拓对世界交往和全球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扭曲了社会交往和全球化，我们今天见到的全球不平等经济政治秩序、霸权主义、以邻为壑、极限施压等，就是这种扭曲的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鲜明地抵制和消解这些“负能量”，努力创建与新文明相适应的全人类共同体。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过渡的重要里程碑。社会主义是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提出来的，如果现实社会主义都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即唯物史观所决定的一般历史进程，经历了发达资本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那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展现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历史使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33]所以，不仅现实的社会主义不简单等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迈向新形态也必然有了新进程，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最初的进程，它初步确立起迈向新文明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在于，首先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基础，必然是适应于不太发达的生产力状况的，所以，它们耦合起来，形成的是与这一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形态，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原本的设想中是没有的。

从这一维度来观察，苏联的社会主义树起了迈向新文明形态现实进程的第一块里程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后当时都认为，只要经过一个不长的“过渡”时期，我们就会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新文明。但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4]这样一个很长的阶段，当然也具有它的社会形态。可以把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第一个阶段性形态的典型代表，它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耦合都具有鲜明的历史特性，它是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的重要时代，列宁和苏共是主要的代表和贡献者。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已经不同于此前的社会主义形态了，它立足的是现代化的生产力，与之相耦合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且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毫无疑问又实现了一个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跨越，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已经达到当今人类文明的先进水平，登上了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更高的历史阶梯。中国的这一现代化成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跨越，更是开拓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路向的人类文明新进程，为人类现代化树立起了一个了不起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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