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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的三个重要概念解析

日期： 2023-09-11 信息来源：点击数:

关于党的建设的三个重要概念解析

陈松友，宁新杰

作者简介：

陈松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宁新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7期

[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邃思考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党的建设原创性概念，这些原创性概念既是认知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的符号形式，也是解释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理论表达，需要从学理上明确阐释。此外，上述三个党的建设重要概念经常以连贯表述的形式出现在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党内重要文献中，进一步明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党的建设原创性概念，搭建起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框架。关于上述三个概念，学界大都针对其中之一持续深耕，且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它们的科学内涵、流变历程、逻辑关系，学界却鲜有论及，亟待破题。因此，我们尝试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做些学理性阐释，以期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流变和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展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时偕行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赋予其科学内涵。

（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流变

1939年，毛泽东独具匠心地把将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产生了党建话语的1.0版本；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建话语进入2.0版本；2018年，在习近平“1·5”讲话中首次出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提法，党建话语与时俱进至3.0版本。

党建话语1.0版本——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伟大的工程”概念及其内涵是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的。《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豪迈地将“建设这样一个党”定位为“伟大的工程”。其实“工程”一词最早出自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他指出“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以实现工程计划为例解释了认识的完成。1939年，刘少奇把共产主义事业称之为“一段大工程”“全部工程”，最早赋予“工程”具体内涵。同年，毛泽东将“工程”一词引入党的建设领域，提出“伟大的工程”的著名论断。

党建话语2.0版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出现“新的伟大工程”的表述。全会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将其称之为“新的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表述最早出现在江泽民在这次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提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建话语3.0版本——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表述最早出现在2018年习近平“1·5”讲话中。习近平将“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定位为创举和重要法宝，并结合“四个伟大”提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立足系统回答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具体来看，前后两个“新”构成其科学内涵。

第一个“新”，锚定了时间轴，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出炉前，一般将党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三个时期表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且时间一直在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党史分期呼之欲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复兴史”为叙述主题将百年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分期。经过历史的积淀和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式成为党的历史上第四个分期。

第二个“新”，明确了新方略，特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具体表现为七个“新”。其一，新要求，即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用“总要求”替代“总目标”，由点至面，突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使党的建设要求更加系统全面。其二，新原则，即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是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定海神针”。其三，新精神，即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伟大建党精神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和政党品格；作为一种精神形态，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不断展现的精神风貌的集中表达。其四，新主线，即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原创性提出“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新命题。先进纯洁方可清醒，长期执政才能坚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前提保障，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赋予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持久牵引。其五，新目标，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一以贯之的，而“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朝气蓬勃”是创新丰富的。其六，新布局，即““5+2”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新布局突出政治建设的根本性统领性地位，锚定思想建设的基础性定位，阐明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一以贯之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把纪律建设纳入新布局，不再把制度建设与其他建设并列而是贯穿全过程，改“反腐倡廉建设”为“反腐败斗争”。其七，新路线，即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路线的创造性提出，填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际中践行却一直没有提出过一个关于组织路线的完整明确表述的空白。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流变和科学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概念，但之前已有从严治党的实践，了解其科学内涵，应该拉长时间尺度，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历程中把握。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流变

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以来，管党治党历经“党要管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三个阶段，其话语也相对应三个版本。

管党治党话语1.0版本——党要管党。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党要管党思想。会议期间，刘少奇率先谈到管党问题，他说：“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同月，邓小平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党要管党”的提出标志着管党治党话语1.0版本形成。

管党治党话语2.0版本——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表述首次出现在1985年《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通知”要求“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并提，管党治党话语进入2.0版本。

管党治党话语3.0版本——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习近平把“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提出，首次对“从严治党”冠以“全面”的要求。同年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现代化建设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完整表述正式出现，管党治党话语升级到3.0版本。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一重要论断为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提供基本遵循。

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有效解决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导致的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习近平多次旗帜鲜明论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带领党中央作出“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庄严承诺，立下“全面从严治党”军令状，目的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后再反哺全面从严治党，为其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进而保证党进行自我革命而不是“自我要命”。

基础在全面。迪韦尔热把世界政党分为“群众型”“信徒型”“干部型”三种类型，其中“干部型”政党呈现出政治精英化、高度组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显然属于这种类型，客观上培养出政党治理和从严治党的优质土壤。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贯穿了党自身治理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9671.2万名党员和493.6万个基层党组织，确保不漏一人、不留一角、不弃一处。全领域，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到“5+2”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全过程，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贯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项工作始终。

关键在严。习近平提出：“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真管真严，亮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全面从严治党要秉持“讲认真”的工作态度，坚决抛开“何必当真”的邪念杂念，真刀真枪管党治党。敢管敢严，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担当。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长管长严，奠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调。“长”即长远、长效，规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间轴和效果图，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要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要害在治。“管党”属于问题性管理的范畴，是运用组织化手段对突出性问题进行消除式、手术式整治从而去库存。“治党”则属于结构性治理的范畴，是运用社会化手段对机制性问题进行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从而提质量。全面从严治党不是政治口号，不能只装潢在重要讲话和党内文件之中。谁来治？如何治？习近平给出答案：“‘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流变和科学内涵

从中国古语里关于“革命”的记载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革命”的论述，“革命”的话语涵义不断变化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一词派生至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概念，是党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的创造性表达。

（一）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流变

中国革命话语1.0版本——改朝换代。中国古语里很早就出现了“革命”一词，比如《周易·革卦·彖传》中就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表述，“汤武革命”意指“变革天命”。在中国古代语境中，“革命”一词多用于形容“易姓”。古代中国政体是“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易姓”等同于“改朝换代”。

中国革命话语2.0版本——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目的的政治斗争，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受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中国革命话语3.0版本——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涵盖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一切积极变革，是革命的终极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从开天辟地伊始就宣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范畴从政治革命扩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先后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论断，“革命”话语的适用领域进一步拓展，中国革命话语转型至3.0版本。

中国革命话语4.0版本——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问题为导向推动革命话语守正创新，提出“自我革命”这一原创性概念，中国革命话语衍生出4.0版本。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标志着“自我革命”正式由“政府改革”延伸至“党的建设”。此后，“自我革命”开始频频出现在党内重要文献中，以习近平公开发表的讲话为例，“自我革命”的提及频率为：2016年7次，2017年7次，2018年28次，2019年17次，2020年13次，2021年34次，2022年（截至10月16日）42次，“党的自我革命”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顶格词汇。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从“最鲜明的品格”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显著标志”到“第二个答案”，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到“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自我革命的使用场景和实践指向日趋丰富，战略地位与理论价值不断抬升，其多重的科学内涵渐次清晰。

本真内涵——作为精神驱动的自我革命。一段时间以来，因“革命”一词的敏感性和刺激性而被许多学者刻意回避，似乎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今日不该再谈“革命”这样极具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特色的生硬话语。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领导党、革命党的“三重身份”和百年大党成熟的革命话语体系决定了党要直面问题、主动出击、澄清误区。“革命”若被戴上“政治革命”“暴力革命”的紧箍咒，难免以偏概全。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精神”亦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自我革命”和“勇于”“精神”“政治勇气”等连带有明显心理特征的概念并提，党回归革命本真，把自身作为革命对象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状态一目了然。

理论内涵——作为战略思想的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了“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这一原创性思想。它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定向，以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本质要求，以社会革命为引领对象。具体来看：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政治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的论断，党的自我革命的最高政治原则亦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定向，新时代以来，“政治”常与“第一”“根本”“统领”等词出现在同一语境，其靶向领航作用众目共睹。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发挥统领作用是建设伟大工程的原创性举措。以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本质要求，牢记党应是什么、要干什么，确保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变，牢记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不改，牢记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确保真理的味道不减。以社会革命为引领对象，习近平将“两个伟大革命”并提，理论上籍由“社会革命”而将“自我革命”引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将前者的理论内涵灌注到后者之中，打通了革命话语体系向着新时代的导入阻隔。

实践内涵——作为实践行动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为问题导向，以“四个自我”为主要形式，以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路径的政治行动。具体来看：以跳出历史周期律为问题导向，历史周期律问题是党一直在思索、始终在探索的重大命题，继毛泽东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后习近平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由刀刃向政府防范克服“权力腐败”发展到刀刃向执政党防范克服“权力腐败+政治腐败”。以“四个自我”为主要形式，“四个自我”分别着眼底线保障、常态任务、基本要求、落脚目标，构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以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路径抉择。

四、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概念经常在同一语境出现，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三兔傍地走”，令人难辨雌雄，明确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自党的十八大始，至新时代结束时止。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开始于瓦窑堡会议。首先毛泽东在论及伟大工程时指出：“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其次，根据“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广大群众性、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要求，瓦窑堡会议时已有“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的类似表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验收”于党的七大“改造翻修”至改革开放前。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出党已经是“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的科学判断，宣告伟大工程胜利竣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依据江泽民“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提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伟大工程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锚定了时期定位，等迎来新时期时这项工程才会竣工。

全面从严治党开始于党的十八大且一直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纵观学界现有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其中不乏“全面从严治党的百年历程”的表述，我们认为这是不严谨的。首先，从“党要管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再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名义上和实践中都没有贯穿百年，贯穿百年的是“管党治党”或“从严治党”。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等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的表述无不是对全面从严治党始于党的十八大的有力佐证。党的二十大明确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久久为功、锲而不舍。

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党的百年始终且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自我革命”虽是新时代的新提法，但其潜在性和生长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一，习近平回顾党的历史指出：“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历史跨度得以明晰。其二，“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总结为历史经验，更是其贯穿百年党史的最有力例证。党的二十大明确宣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引领社会革命”已经鲜明昭示的党的自我革命没有完成时进行再强调、再动员。

（二）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组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方针。从党内重要文献相关表述看，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从严治党”确立为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并提形成“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表述，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组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从严治党”前新增“全面”二字，形成“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指导方针，即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组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方针。

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引领，这是自我革命理论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行动指南的基础上，党中央还就部分领域提出专门的带有“习近平”三个字的指导思想，如军队建设领域的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领域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领域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依法治国领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一直没有形成冠名“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提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成为指导全面从严治党的对口思想。

党的建设思想+党的领导思想组成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习近平鲜明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到“重大建党原则”的高度。纵观习近平公开发表的讲话，赋予“重大建党原则”定位的目前只有这一处。后来他又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补充道：“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新的高度”共九项内容，第一项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次全会公报还首次出现“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提法。根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可认为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欧阳淞提出，这一学说主要研究并回答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两大根本性问题。综上可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包括党的建设思想和党的领导思想。

（三）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百年自身建设史，可分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阶段，本质上都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接续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指引目标方向，“怎样建设党”落脚推进方式。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阶段要求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其推进方式为思想建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阶段要求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推进方式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阶段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很显然建设“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推进方式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从根本上看，党的自我革命关键在“自我”，即依靠自身力量革故鼎新，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刀刃向内的刮骨疗毒。从命名上看，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采用“性质+革命”这种让人仅从名字就能知晓革命性质和目标的命名方式，党的自我革命采用了“主体+革命”这种较为抽象、带有明显明志意味的命名方式，而实际上党的自我革命是具体的、现实的，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的。

自我革命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目标动力。这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的明确要求也是自我革命本真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勇于自我革命”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之一，自然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目标引领。其次，着眼自我革命的本真内涵。如前文所述，自我革命是党回归革命本真，把自身作为革命对象的刀刃向内、自我审视、反躬自省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反复提及“自我革命精神”，旨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本色，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锐利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