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联结中华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其中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根脉与思想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大一统”思想、和合文化在历史的流变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一） “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根基
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天下观”是源于特定地理区域而萌生的世界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生活在亚洲东部地区，背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南朝湿热的雨林沼泽，东临浩瀚的汪洋大海，西倚高耸的雪山高原。身处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古人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体认世界，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的世界观，生发出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天下观”。传统“天下观”之“天下”兼具地域属性与文化意蕴。于中国人而言，“天下”并非仅仅意味着边界性的疆域，“天下”更是指称在同一地域生活的民族集合体。由此而言，“天下”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一方面，“天下”有其内在的、根本的政治属性，因而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这足以说明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天下”突出了统一性的政治诉求：天子管辖的“天下”即土地、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政治整体。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反映出强烈的文化认同内涵，“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中华”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显著文化标识，同时也是评判“天下”内部民族交往之亲疏远近的参照标准。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虽有种种关于华夏与蛮夷之区别与辨识标准，如血缘之衡量、地缘之比较、文化之甄别等，但以衣饰、礼仪等为要素的文化之辨始终是主流：凡是认同中华文明、接受中华文化之人皆为华夏人，反之则为“四夷”。尽管如此，“华夷”亦不过是文明演变历程中的相对概念，例如，西周时期楚国因文化不同而被其他诸侯国视为蛮夷，时至庄王熊侣时期，楚国文化则与中原诸侯国无明显差异，楚国因此自认为可以“问鼎”天下。历史浩荡向前，中华各民族在共存的“天下”展开多向度的交往交流交融。
随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性推进，“华夷”之别、“华夷”之辨渐渐消解于“天下”观念之中。“四夷”因浸润于华夏文明而为华夏一员，四夷与华夏共同构成 “天下”。因此，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夺取政权后，往往会在“天下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融入华夏文明，以期获得治下臣民的根本性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鲜卑族建立政权后，执政者自称承袭秦汉正统，大力推崇儒家礼乐，开展一系列汉化改革。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之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念兹在兹的“天下”有其发展轨迹。对此，《公羊传》里有“三世说”，认为天下要经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为“据乱世”，特征是“内其国外诸夏”；次阶段为“升平世”，特征是“内诸夏外夷狄”；最后阶段为“太平世”，特征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文公十一年》）。在漫长的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华夏大地上的各民族身处变动不居的“天下”，逐渐从差异走向共通，最终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在“天下观”的影响下凝合为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根本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之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大一统”思想内含统一的政治理想，具有开放包容的思想品性，《尚书·尧典》有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的“协和万邦”鲜明地表达出普遍而强烈的政治诉求——“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亦是以问答之式表征了“大一统”思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由此言之，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一统”表达的是执政者与民众共同趋向的国家理想。但是，“大一统”并不是外在的、固化的疆域之“大统一”。“大一统”与“大统一”之本质区别在于：“大统一”侧重于单一性的国家疆域统一，而“大一统”则强调多重性的统一，即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
从思想渊薮来看，“大一统”思想源起于先秦时期的“天下观”，成熟于秦朝统一，后为历代王朝所承继。先秦时期，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形成以“天子”为中心、内华夏外四夷的“天下观”。华夏与四夷依文化而界分，但是二者皆为天下的构成单元，这一同心圆式的“天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国家诉求为疆域、政治、文化的“大一统”。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后世执政者无不将统一视为理想的政治追求，无不以实现“大一统”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但历代君王所追求的“大一统”并非单向式的政治之一统，而是建基于统一疆域的多民族一统。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大一统”思想促进了大一统格局的实现，大一统格局的实现又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消弭着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激发出各族人民建设共有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热情，熔铸出共有的价值归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三）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根脉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流。和合文化因其影响之广泛与深远，而被称为中华文明之精髓与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 。代代相传的和合文化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国人身体力行的价值准则，人们信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和’的核心精神，是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和谐圆润。‘和’的基础，在于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共同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和合文化与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正因为如此，和合文化始终超越时空地整合、集约着多元民族文化。
和合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求和谐，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求同一。“和”既是世界存在之本质，亦是万物运行之准则。儒家通过高扬“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思想主张，突出和合文化的包容性。即便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其实质亦是将法家、道家等思想置于儒家思想之中。根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场域中的“和合文化”并非以共同性来排斥、否定差异性，而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内在的共同性，因而成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文化源泉。根本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有文化。各族人民在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和和合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开展多层次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积淀进而形成了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马克思主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固有根基，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之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道路，一次次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近代的社会危机密不可分。时至近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爱国志士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然而，在一次次求索无果的境况下，他们慢慢将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欧洲、美国和苏俄进入中国，开始被中国人所熟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理性世界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被彻底激发。其中，五四运动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因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所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备受关注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一些爱国人士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所需要的理论条件和现实基础。这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有机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在近代社会的自觉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华民族命运前途，形成了全新的中华民族观念。近代以来，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被赋予多重思想意蕴，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思想论争。在众说纷纭的思想激荡中，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是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统一体、包括中国境内的所有国民。他因而成为“自觉而公开地标举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具体而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从当时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觉醒与复兴的重要意义：近代的中华民族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改变多舛不堪的时代命运。因此，李大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意蕴的中华民族观念。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念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存在”发展到“自觉存在”的思想产物，突出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对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如何建设一个平等团结的中华民族，以及如何建设一个各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的时代命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国民革命，从而以革命的方式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构建了新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功地形塑了自觉、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源自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真正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真正共同体是消除异化劳动的共同体，是个体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共同体。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参照，近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劳动异化充满了复杂性和复合性：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同劳动活动相异化、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克服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和复合性的异化，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言及的真正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联合体。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根本而言，人的本质必然实现于共同体之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有力地维护和捍卫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动力，在长期的共同奋争中深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谱写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不朽篇章，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察、分析和解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探索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例如，1950年开始，党和国家历时三十多年对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共确认55个少数民族成分。通过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准确地厘清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实现了不同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有效地清除了历史上存在的民族歧视。而且，党和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历史性嬗变。
（三） 中国共产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探索和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民族工作探索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共二大首次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纲领后，在中共三大至六大，以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自决权问题。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点探索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例如，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积极同藏、彝、回、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民族互动关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以制度化方式来分析、解决民族问题。例如，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民族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颁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民族自治的相关政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详细地论述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并提出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法律和条例，并出台民族教育特殊政策等，通过这些举措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了民族工作的新主线，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民族工作的战略目标、突出任务和现实举措，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首先，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种民族问题交错复杂，这必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加以统筹解决。不论是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以及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都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有力领导者和成功的实践者。其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制定制度、措施解决民族问题。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论。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路线，准确把握不同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特点，有的放矢地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民族工作成就。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之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之基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民族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总结既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需要，构建契合时代的实践路径。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实践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结合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诸多复杂、艰难的民族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经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保证，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有充分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推动者。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共同富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差距。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衍生出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因此，党领导各族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现实地解决各种民族问题。
第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保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统一和忠诚，还需要社会和文化的同质化，在社会内部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理论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理论武器，更是制定、实施民族政策遵循的理论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一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和大发展，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根本力量。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防线。民族工作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及时化解各种安全隐患。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相叠加，国内外安全形势发生变化，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刻不容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典范。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在这一历史情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只有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根本遵循，才能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使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国内仍然存在着与西方势力相勾结的民族分裂势力，这些势力想方设法地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有针对性地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全力“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西方敌对势力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打着各种幌子制造民族分裂问题，抹黑中国在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因此，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进一步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应对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引导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构筑稳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线。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互为一体，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关系。“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而展开的，主要包括辩护、整合、支撑和引导功能”，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整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观念，巩固和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三）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选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选择。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需要丰富、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路径、经济路径和文化路径。
第一，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举成功地将民族多元性与社会主义国家一体性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方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与适应性。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形成共同繁荣的统一市场，构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路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水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地区经济互嵌一体。各民族在多层次多样态的经济活动中相互交融、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有力措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强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了各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公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踏上新台阶。进入新时代，建立共同繁荣的统一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繁荣的重要现实路径。
第三，加强“五个认同”宣传教育，构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几千年来同舟共济的内生动力，根本而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在于聚合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使之集约为共有价值观念。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也是深化民族工作的着力点和发力点。进入新时代，加强“五个认同”宣传教育，需要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需要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个人幸福与民族团结、国家强大的内在统一关系，确保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以及国家观。
第四，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构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路径。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扩大民族交往，推动民族交流。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彼此理解、相互包容，共同推动民族事业进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边疆偏远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活动。但是，伴随着复杂的人口流动、多元的民族互动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新的问题与挑战，这就需要建立良性稳定的互嵌式社会结构来化解风险。进入新时代，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要充分尊重民族差异，借助技术优势创造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工作的社会条件，进而开展富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教育、法律法规教育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确保各族人民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主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纲”，需要领会其内在的三重向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流，马克思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只有缕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向度，才能清晰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向度，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在于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公安备案号：0456631347874332639689645341